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結果，全國人口共14.1億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有2.64億，65歲及以上人口有1.9億，占13.5%，相比1991年增加了1.22億人。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如果要分老齡化的程度高低，國際公認標準是，65歲以上人口占比7%-14%為輕度老齡化，14%-20%為中度老齡化，21%-40%為重度老齡化。也就是說，中國已經站在了中度老齡化的邊緣。

實際上，遼寧等12個省份的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了14%，已經進入了中度老齡化社會。

全球沒有一個國家面臨過的中國當下的老齡化困境：規模巨大、增長迅速、未富先老、長期持續……

在這樣一個少子化與老齡化共舞的時代，日益減少的的勞動力人口，將如何應對史上最大規模的老年人口？

人口老齡化高峰之后，是老齡化高原

“人口老齡化高峰”，幾乎是當前人口老齡化相關研究最時髦的詞匯。

具體到養老而言，其本質是年輕人供養老年人。盡管老年人口總數量達到高峰后會下降，但與此同時，供養這些老年人口的年輕人口也在下降。因此，考慮到老年人口的相對數量，人口老齡化的程度還在進一步加深。

更緊迫的是，生于上世紀50、60年代的嬰兒潮的人們，如今已是60、70歲的老人。10余年后，當他們變得更加衰老，我們將迎來一個規模龐大的高齡老人群體。

無獨有偶，他們的孩子又是第一代獨生子女。生育意愿低迷的今天，出生人口更是逐年遞減，“雞娃”式的高要求，讓育齡父母對于養娃貴精不貴多。

曾有學者估計，2015-2050年是中國大批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的關鍵時期。到2050年，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

如果將目光放得更長遠些，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就會顯露它的真實形態：人口老齡化高峰之后，并不是平緩的下坡路，而是進入老齡化高原。

到2040年前后，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將超過 20% ，到2050年將繼續提升到26%，之后老年人口數量占比依然會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的高位（33%左右），一直持續到本世紀末。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董克用在一篇論文中寫道，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和高原期是具有顯著差異的，高峰期是在達到峰值后開始下降，而高原期則是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高位而不下降，這一概念必須明確，它決定著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發展戰略需要關注的周期長短。

醫療技術的進步與發展或許延長了人們的壽命，但當病痛、失能、失智等各種問題襲來，當日常生活幾乎離不開他人的幫助，活著，就只是在床上維持身體機能的日常運轉而已。

根據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調查，2015年，中國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數量就已經突破了4000萬。另一項非官方的數據預測，到2030年和2050年，中國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數量分別為6290萬人和9600萬人。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面臨如此龐大的人口老齡化，此前我們沒有過任何經驗，既對老年疾病無知無解，也不曾清晰地認識到這將是怎樣一場照護困境，相應的醫療養老資源和社會保障制度，也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總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53%，與10年前相比下降0.04個百分點。在所有年齡結構中，0-14歲人口比重上升1.35%，15-59歲人口比重下降6.79%，60歲以上老年人口上升5.44%。

△ 圖片來自人民視覺

維系著社會運轉的年輕勞動力人口占比，成為唯一一個下降的指標。

換句話說，賺錢的人減少，花錢的人增多。

這是一個少子化與老齡化共舞的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是，日益減少的的勞動力人口，將如何應對史上最大規模的老年人口？

超級老齡化社會，中國的養老體系還沒有準備好

沒有一個國家的情況與中國類似：規模巨大、增長迅速、未富先老、長期持續……僅僅是中國的老年人口就已經超過了日本的總人口，很快將相當于美國的總人口。

這一系列特征將對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產生巨變，包括醫療費用激增、養老設施不足、社保基金可持續性面臨挑戰。

在步入“超級老齡化”之前，中國將迎來兩次老年人口增長高峰，分別為2018—2022年、2028—2039年，年均凈增8600-1120萬，第二次增長高峰將持續時間長且速度快。

2013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明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養老服務體系。

在老齡化程度嚴重的上海和北京，很早就提出了“9073”或“9064”模式，即90%的老年人居家養老，7%或6%的老人依托社區養老，剩余3%或4%的老人在機構養老。

這樣的規劃，不僅是因為居家便宜，更是因為相應的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的服務體系并沒有搭建起來。

民政部2018年數據顯示，全國擁有養老機構2.9萬余家，養老床位730萬張，僅占全國老年人口數量的3.1%，缺口巨大。

社區養老也發展緩慢，這種稱為“沒有圍墻的養老院”的養老模式，可以是開在家門口的老年食堂、提供暫托服務的日間照料中心，也可以在需要幫助時，一個電話呼叫護理員上門。

所以，社區養老集中了居家和機構的優勢，兼顧了情感與照料需求，或許會成為最符合中國特色的未來養老模式。

然而，由于老人居住地分散，企業需要雇傭大量的專業人員，并將其有效地組織、分配到老人家中，護理員在路上奔波耗費大量時間，增加了工作時長和辛苦程度。

政府主要通過市場來推動養老。但是對于企業來說，社區的分散意味著人力成本上升，實際上并沒有多少企業愿意提供服務。就像醫療資源的最大化，必須是病人去醫院，如果是醫生上門，一天看不了幾個病人。

40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養老機構上門服務的動力在哪里？

在八點健聞了解的許多家庭中，60、70歲的低齡老人子女照顧80、90歲的高齡父母，正在越來越普遍。剛剛退休，原本計劃頤養晚年的低齡子女，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精神追求，扎進繁瑣的照護工作中，許多人患有慢性病，身體情況并不算好，還要照顧更加年邁的父母。

“居家、社區、機構”是三位一體的。”著名經濟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蔡昉曾指出，“其中，居家和社區尤其密不可分，沒有社區作為依托提供老年人所需要的實實在在的養老服務，居家就變成個人家庭養老了。”

不過，養老體系的匱乏并不意味著家庭養老會持續。

傳統的多代同堂的家庭規模正在瓦解。從小鎮“向上流動”進入大城市，在城里“996”奮斗的“打工人”是年輕一代，留在老家的是他們老去的父母。與10年前相比，戶口與常住地分離的人增加了2.3億，增長88.52%，流動人口增加超過1.5億人，增長69.73%。

當家庭規模結構日趨小型化和核心化，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艱難在城市立足的獨生子女面臨多重壓力，雙職工家庭抽不出時間和精力照顧老人，老人也不敢指望子女承擔全部生活照料。

無論哪種養老模式，而作為最核心的照料人，護理員的照護質量直接決定了老人度過怎樣的晚年。

低質量服務提供方的背后，是養老服務人才的巨大缺口。根據民政部資料，全國現有200多萬老人住在4萬多個養老院內，但是工作人員只有37萬，37萬里面真正的護理員僅有20多萬，持證人員僅數萬人。平均算下來，一個護理員差不多要服務近10位老人。

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養老院，因為招不到人，只好雇傭70歲的高齡護工照顧入住老人。這些高齡護工也是來自周圍農村的老人，年齡大、學歷低，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專業培訓，增加了發生意外的風險。

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對養老院有強烈需求的老人們支付能力不足，養老院無法雇用有專業技能且足量的年輕護工，服務質量也就難以保障。

低下質量的服務質量又很難吸引老人，養老院的入住率進一步降低，隨之而來的是收益降低，從而需要再考慮降低成本，減少護工工資，服務質量進一步下降。

未富先老：中國式養老困局

關于中國式養老困局，有一個悖論。

一方面，養老院，提供照護服務的護工，存在著巨大缺口。

另一方面，養老院的實際入住率不到一半，多數養老院處于虧損狀態。

這是由中國老人的支付能力決定的。

因為支付能力低下，所以養老服務的供給數量和質量都處于較低水平。

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與老齡化基本同步，中國則是“未富先老”，可供養老年人的社會財富還沒積累完成，這部分龐大的人群就已經老了。

著名經濟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蔡昉在論文中分析，勞動收入逐漸減少乃至消失，加上中國城鄉養老保險尚處于低水平、廣覆蓋的階段，老年人的消費力會有明顯下降。

隨之而來的還有分配難題。蔡昉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在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情況下，做大蛋糕的速度放慢，一方面對分好蛋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難度也在加大。

悲觀者認為老齡化是一顆“定時炸彈”，可能會引發“吞沒全球的經濟危機”，如果不采取政策干預，持續下降的生產力將難以撐起整個人口現有的生活水準。也有樂觀派將之解釋為人口紅利的二次開發，認為老齡化促進了“銀發經濟”的發展。

有業內人士甚至打趣，未來除了醫療、養老、殯葬是朝陽行業，其余的都是夕陽行業。

作為人口轉變的必然結果，在低生育率和預期壽命延長的背景下，一種全新的、不可逆的老齡化人口形態正快速形成，并且在未來的很長時間內，中國的老齡化速度都將位列世界第一。

此外，家庭小型化帶來照料人手不足，老年人收入普遍不高，再加上現代社會勞動力外出就業、流動頻繁，現實迫使老年人的長期護理問題從傳統社會的家庭責任演變成當代社會的重大風險。

單單是長期護理費用這一項支出，就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有學者做過測算，中國長護理費用2030年將突破10000億元，如果沒有長期護理險分擔風險，這一大筆費用將壓垮無數個家庭。

更不要說老年人醫療費用的劇增，一個人在65歲以后的醫療開支可能占其一生醫療費用的70%，而18%的老年人就占用了80%的醫療費 。

然而，不巧的是，長期護理險這種中國人最迫切需要的保險“趕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轉折點——2014年起，中國GDP增速開始放緩。接下來的這些年，全國的基調總體是為企業減負減稅，普遍性降費成為趨勢。這使得原本就令人頭疼的的籌資問題變得困難重重。

截止2019年，老年撫養比為17.8%，相比1991年上升了8.8個百分點。根據中國社科院分析，由于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和老年人口加速增長，老年撫養比在2060年之前一直保持上升狀態，并在2028年左右超過少兒撫養比。

到2035年，約100個勞動人口撫養36個老年人和21個少兒人口。此后的2035-2050年，總撫養負擔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約100個勞動人口撫養51個老年人和22個少兒人口，老年人將成為勞動年齡人口肩負的主要壓力。

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以及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將不斷增加，而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年輕人將不斷減少。

也就是說，日益減少的勞動年齡人口將要供養更多的老年人口，從而導致養老負擔沉重。

天平的一端，是養老金需求的膨脹，人口老齡化導致領取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使得領取養老金的周期逐步增長；天平的另一端，是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制度內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數會不斷減少，從而限制了養老金供給。

老齡化，已成為全球面臨的一個社會經濟問題。即便是高齡化走在前面的日本和德國，也未完全解決這一難題。

當下的中國，僅僅是站在中度老齡化邊緣，就已經表現出來了諸多困境。待數十年后進入老齡化高原，我們真的能有一個安穩的老年生活嗎？

【參考文獻】

蔡昉，2021：中國老齡化挑戰的供給側和需求側視角

龐國防、胡才友、楊澤，2021：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與對策

董克用、王振振、張棟，2020：《中國人口老齡化與養老體系建設》

李建民、王晶晶，2020：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經濟增長的國際比較

陶濤、王楠麟、張會平，2019：多國人口老齡化路徑同原點比較及其經濟社會影響

董克用、張棟，2017：“高峰還是高原? ———中國人口老齡化形態及其對養老金體系影響的再思考”

*感謝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喬曉春教授、北京中民頤養養老總經理王軍杰對本文的幫助

陳鑫｜撰稿

徐卓君丨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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