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制藥曾經也是國內頂尖的“創新藥企”，只是已經跟不上時代

2012年7月27日，國家發改委放出一個消息

藥品又要降價了！

這是國家發改委成立以來組織的第30輪藥品降價，有藥品降幅超過20%。這次發改委發了狠招，主要降抗癌藥和血液制品的價格。

熟悉中國醫藥行業歷史的人都知道：當年抗癌藥領域進口原研品種占據主導地位，進口藥往往是單獨定價品種。外企在當年進入中國市場時，一次性做高了藥價，此后價格堡壘森嚴，很難降下來；血制品又是常年緊缺，管你降不降價，正規渠道都很難買到。

所以，這一輪降價，從一開始就有點推進不下去的意味。不光推不下去，還趕上了意外。

那年4月，河北爆發“毒膠囊事件”，一些藥用膠囊企業為了圖便宜，買了衡水一家小化工廠生產的有毒皮明膠，回去加工成膠囊殼，再賣給藥廠。

毒膠囊事件，惡劣程度不亞于2018年的長春長生事件。

但發改委降價的消息出來后，輿論風向很快走偏。行業里傳出聲音：藥企之所以會用“毒膠囊”，主要是因為發改委降藥價、各地招標唯低價是取，企業為了降成本不惜鋌而走險。隨后，輿論又開始宣傳一些短缺藥斷供問題，矛頭統統都指向降藥價。

七八年后，藥企坐在集采報價大廳里的時候，不應忘卻往事：正是由于當年輿論的鼓吹，集采、價格談判等一系列舉措晚了近10年。

主動參與集采的藥企，還算是緊跟風向轉得快的。行業里總還有那些轉不過彎來的，比如8月底因為斷供集采而被國家聯采辦重罰的華北制藥。

當行業變遷的巨輪滾滾向前，跟不上節奏的企業，連被碾過的機會都沒有。成立68年的共和國制藥長子，很久以前就落后了。

一家企業解決全國用藥困難

8月13日，在被集采處罰消息發出前，華北制藥還在為自己贏下維生素C“世紀訴訟”而沾沾自喜。這個早就沒有意義的裁決結果，像極了今天的華北制藥：趕不上趟。

華北制藥成立于1953年。那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醫藥行業最缺的就是抗生素，自建抗生素藥廠，成為新中國醫藥領域最迫切的工作。

抗生素在當年決定著人的生死。在沒有抗生素的年代，人的生存全靠免疫力和運氣，皮膚擦傷引起的感染人群中，平均每9個人中會有1人死亡；感染上普通肺炎，10人中有近3人喪命。戰爭年代，死于傷口感染的戰士數量遠高于戰死沙場的人數。

當時的中國，技術條件非常有限，青霉素的量產步伐比國外慢了不少。建國初期，一支青霉素的價格相當于0.9克黃金。因此，當1953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式開展的時候，150多個項目里就有2個是醫藥項目，華北制藥廠就是其中之一。

當初建設華北制藥，國家總投資達7000萬元以上，還依靠了前蘇聯和前民主德國的援助。今年到石家莊華北制藥大門前，還能看到那標志性的“蘇聯式”雙圓拱形廠門，印證著當年的輝煌。

1958年，華北制藥成功選育出我國第一株青霉素菌種，獲得了更高的青霉素生產效率。中國依賴國外進口青霉素的日子從此一去不回。到1978年，華北制藥能生產的抗生素品類達到75種，抗生素總產量也從最初的91噸增加到1655噸。

靠著華北制藥，中國曾經貴如黃金的青霉素降到了幾毛錢一支，老百姓再也不怕生病感染了。華北制藥廠借天時地利人和成立，不辱使命，向全國人民交了份滿意答卷。

縱觀世界大藥企，其研發都是因勢利導：戰爭時期開發抗感染品種；和平年代開發慢性病藥物；經濟發達后開發抗腫瘤、罕見病藥物。只有跟上時代腳步，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

但華北制藥似乎就止步于抗生素了。

VC訴訟耗盡精力

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逐漸發展起來，華北制藥的發展顯地吃力起來。那邊的“黑貓”已經抓到老鼠了，這邊家養的大白貓還等著主人喂貓糧。

華北制藥的市場分額不斷被擠占。1995年，華北制藥凈利潤為2.4億元；四年后，凈利潤下滑至1.04億元。2020年，華北制藥凈利潤進一步下滑到9700萬元。

如果讓華北制藥自己來解釋，利潤下滑肯定是有理由的。

上世紀80年代，國內幾大原料藥生產企業發現了一個賺錢的法門：生產維生素C（VC）。VC是重要的藥品原料，但實際上全球最大的VC銷售渠道不是做藥，而是飼料添加劑。瑞士羅氏制藥曾是全球VC行業的霸主。

但1980年，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院士尹光琳等科學家發明出了“二步發酵法”，使VC產能大大提高。華北制藥、東北制藥、江山制藥、石藥集團這四家企業快速應用這一技術，實現了產能的提高。1994年左右，中國產的VC占到全球一半以上。

但是，后面的事情卻令人大跌眼鏡。“VC四大家”開始打價格戰。1991年時，國際市場上VC價格是每千克12.5美元，到1994年就跌到每千克4.25美元，2001年9月時跌到每千克2.8美元，按當時的匯率和人民幣為23元左右。

羅氏實在看不下去了，因為自家成本不可能做到“VC四大家”這么低。這一方面固然有技術和勞動力成本的原因；另一方面，VC生產是典型的化工生產工藝，污染極大。當時中國并不十分在意環保。

華北制藥等企業以破壞國內生態壞境為代價，壓低成本，打起價格戰。

2003年，羅氏將VC業務整體賣給了荷蘭帝斯曼，但帝斯曼也打不過VC四大家。當時，四大家已經占據全球VC產品85%的市場。

不過，行業里還有另一招手段，那就是反壟斷訴訟。

2001年中國已經加入了世貿組織，國外企業有條件利用世貿規則、法律手段來達到商業目的。訴訟一起來，應訴就是一大筆成本，海外市場開拓也勢必受到影響。

這就是華北制藥在今年8月13日獲得勝利的那場訴訟。石藥、江山等企業早在2012年前后就交了巨額的“和解金”，換來了撤銷訴訟的結果。只有華北制藥一家在死扛。

商場如戰場，多贏得一年的市場機會，什么奇跡都會發生。美國的法律體系和中國截然不同，利用訴訟拖住競爭對手的事件是家常便飯。但華北制藥為了“掙這一口氣”，白白錯過了10多年的市場時機。

十幾年后贏得反壟斷訴訟，確實提氣。但這背后的損失和影響，只有華北制藥自己知道。

內部動蕩，華北迷茫

華北制藥是從國家扶持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并沒有吃過太多市場變幻莫測的苦。因為VC反壟斷調查、藥監局環保新規等一系列事件，華北制藥舉步維艱。

2009年8月，據華北制藥公告，河北省國資委將華北制藥的100%產權整體劃轉給冀中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冀中能源”）。

冀中能源是河北省最大的煤炭開采、焦煤生產和煤化工企業，但和醫藥沒有一點聯系。河北省國資委的拉郎配，本是希望華北制藥能借冀中能源之手脫困。冀中能源也承諾幫華北制藥開拓出新的營收增長點。不過10年過去，這場重組并沒有為華北制藥加分多少。

10年間，華北制藥的總營收和凈利率波波折折，凈利潤倒是起色不多。歸根結底，造成這場重組不盡如意的原因在于，華北制藥一直在吃老本，并沒有拓展出新的有力增收點。

分產品來看，雖然華北制藥已拓展到抗感染類、腎病及免疫調節類疾病、心腦血管類疾病、維生素及營養保健品類等多種產品，不過其中營收占比最多的，還是抗感染類產品。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華北制藥抗感染類產品營收分別占總營收的61.23%、60.09%和47.99%。

之所以持續吃老本，與華北制藥內部管理動蕩不安難脫干系。2009年，冀中能源重組華北制藥時，冀中能源董事長王社平任華北制藥董事長；2015年1月，王社平離任，隨后接受組織調查。從2015年開始，冀中能源向華北制藥派駐的董事長就經常輪換，楊海靜、郭周克、楊占國，幾乎是一年一換。

2020年，華北制藥又一輪離職高潮開啟。2020年10月，時任華北制藥董事長楊國占辭職；12月，時任公司獨立董事馬靖昊辭職；2021年8月，就在華北制藥集采斷供被罰之前，公司高層劉文富、周曉冰和王立鑫辭職。

冀中能源自己也不好過。2009年吃下華北制藥時，能源資源類行業正處于景氣周期。但很快隨著經濟周期變動，“傻大黑粗”的煤炭鋼鐵等就開始走下坡路。2012年5月開始，煤炭價格斷崖式下跌，至今都沒能完全恢復，冀中能源的日子可想而知。

而就在華北制藥處理自身海外訴訟、迎來送往母公司派駐的董事長的同時，醫藥行業的天都已經換了。

輕視變化的結果

2015年新藥審批的改革，助力了創新藥企的井噴，成為國內醫藥企業發展的重要節點。

華北制藥曾經也是國內頂尖的“創新藥企”，不然青霉素、克林霉素等抗生素是怎么來的？華北制藥是有創新基因的，2004年，華北制藥開啟了狂犬病單抗研發項目；2011年，公司上馬了“重組人白蛋白”項目，都是頗具新意的創新項目。

但是，這些品種目前都沒做出來，狂犬單抗甚至已經失敗。

在這樣競爭愈發激烈的市場環境里，華北制藥一方面要負擔1萬在職員工和1萬多離職退休員工，另一方面要和百濟神州、信達、君實它們比創新，別說冀中能源派來的董事長辦不到，恐怕全球沒有一個企業領袖能辦到。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國。如果說，此前的公司重組、產品擴張加重了華北制藥的內耗，那么這場疫情是將華北制藥這張“醫藥長子”王牌徹底壓倒的最后一根稻草。

據華北制藥2020年半年報，公司在疫情上半年實現營收56.21億元，同比增長5.42%；凈利潤1.09億元，同比增長37.78%。看起來盈利不錯，只是這利潤并不來自于產品銷售，而大多來自于政府補貼以及其他非營業業務產生的利潤。

華北制藥對市場的輕視，似乎與頗受政府“偏愛”難脫關系。2020年2月份時，華北制藥發布了公司及子公司收到政府補助的公告。這則公告下，一名網友評論道：長不大的華北制藥，國家的累贅。

華北制藥不光業務上長不大，連對政策的把握上也長不大。這次因為對山東省斷供布洛芬緩釋膠囊，被國家藥品聯采辦點名批評，就是典型的決策失當。

曾經，舉國之力使華北制藥誕生即巔峰，但在市場競爭愈發激烈的情況下，華北制藥內耗太多，陷入迷茫；研發基因的缺位、對政府依賴的慣性，都使其對市場的敬畏愈發淡薄。只是大自然里，從來是雄鷹放手，雛鷹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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