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接收了一份較為特別的病理切片。病理切片的患者已經輾轉于多個醫院，但是病理科醫生始終無法針對患者病情給出明確的診斷結果。患者最終選擇了帶上病理切片，前往北京。當天，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病理科輪班的醫生是薛衛成主任。當看到病理切片的那刻，他感到了似曾相識。但是當他查看病歷，患者是一名50歲的男性，這又與他起初的判斷不太一致。這份病理樣本取自患者的腸粘膜組織。與正常生理組織不同的是，這份樣本的部分組織中觀察到了梭形細胞。由于間葉性腫瘤便是以梭形細胞為主，可發生在任何器官或組織，所以此前對患者進行診斷過程中，有些醫生認為患者疑似出現了胃腸間質瘤。但是腸鏡所見及其他檢測卻無法繼續驗證這一結論并給出確切的結果。薛衛成主任在觀察病理樣本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子宮內膜間質細胞”。但男性患者腸鏡活檢組織怎么可能表現出女性患者的組織特征？沒有第一時間否認自己的判斷，也沒有盲從此前醫生做出的推斷，薛衛成主任選擇了進一步通過技術手段排查以驗證自身的猜測。最終，結果不出所料：這些梭形細胞表達雌激素受體和CD10，因而可以被認定為是子宮內膜間質。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病理科薛衛成主任

也難怪此前的醫生們雖然意識到了異常，但是并未往這個方向思考，因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至于為什么會是這樣的結果，薛衛成主任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樣本經歷了實驗室污染。”可能的污染來自于樣本碎渣、實驗用刀具、鑷子等工具的污染等。盡管這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但并非意味著它不可能發生。大多數病理科醫生可能經驗不足，或者自動過濾了實驗室污染這一現象發生的可能性，最終導致他們無法給出確切的診斷結果。

實際上，即便是經驗豐富的薛衛成主任，也并非時常經歷這樣的事件。在更長的時間里，一如其他病理科醫生，他只是身居幕后。除了病理報告上的落款，外界通常很難注意到病理科醫生們的存在

雖然身居幕后，但通常又是由他們打響與癌癥作戰的第一槍。

“病理診斷是最具客觀性的診斷標準”

相比于需要時刻繃緊每一根神經的手術臺，病理科的工作更像處在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一名患者從進入醫院到確診癌癥，可能會經歷很多檢查和分析。“但病理的診斷是所有診斷中最具客觀性的診斷標準。”薛衛成主任這樣說到。患者是否身患癌癥，在臨床上往往會出現一定表征，比如醫生在給患者體檢中觸診到的“腫塊”。但是腫瘤是惡性還是良性，醫生雖然可以根據自身經驗進行猜測，卻無法將其視為治療依據，而是需要通過其他檢查確認。諸如B超、CT、MRI和pet-CT等檢測，雖然也可以查看腫瘤的影像以及細胞代謝活躍度，進行類似推斷，但是想要做出最終確認，仍舊需要進行如活體穿刺或胃鏡活檢等取得患者部分病變部位組織，進行病理檢測。

薛衛成主任的工作環境

由醫院病理科出具的病理報告，將對患者是否患有癌癥等做出診斷結果。同時，在患者治療過程中，病理科出具的報告還涉及預后指標的相關對比，以此判斷診療效果。從患者的確診到治療，病理科出具的報告價值不言而喻。那么，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病理科的日常又是如何的呢？通常，薛衛成主任的工作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處理院內本身的病理樣本；由于當前分級診療系統中，上級醫院承擔著解決下級醫院問題的職能，所以他的另一部分工作是處理下級醫院上轉的病理樣本。有時，當院內出現疑難病例時，他也會參與到專家會診中。

目前，他在線下主要在三個地方執業，包括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北京京西腫瘤醫院、北京美中愛瑞腫瘤醫院。在線上，他也在好大夫在線平臺執業。

遠程會診

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他的工作主要是依靠自身專業知識為患者出具病理報告。大多數情形下，他不需要與患者進行當面溝通交流。但是在部分比較特殊的情形下，他也會與患者溝通，咨詢患者病史及發病過程，更好地出具診斷報告。北京京西腫瘤醫院本身是二級專科醫院，與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構建了醫聯體。在這里，他主要為轉診的患者出具病理報告。同時，也會接收一些外地患者郵遞的不存在生物安全問題的病理切片，解決異地患者就醫等問題。在北京美中愛瑞腫瘤醫院，除了提供病理診斷，他還會參與到多學科團隊協作全程診療模式（簡稱MDT）中，與來自普外科、腫瘤內科、放療科、放射科、內鏡中心等科室專家組成工作組，通過共同會診討論達成下一步治療方案。然后由患者的主診醫生，為患者詳細解讀病理報告結果，確保患者全面理解治療方案制定的邏輯和依據，不用再稀里糊涂看病。“一個醫生如果有時間，應該花更多時間精力去做這個事情（為患者講解）。”他這樣說到。在好大夫在線平臺上，薛衛成主任主要為患者解答疑問，并針對報告進行解讀，或提供一定的咨詢建議，包括哪些醫生可能幫助到患者等。

“誰掌握了病理，誰就掌握了明天”

廣義上的病理學科，不僅僅包括疾病診斷，還包括疾病的發病機制等。在薛衛成主任看來，“誰掌握了病理，誰就掌握了明天”。

諸如在醫學界赫赫有名的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院士郎景和院士、曹澤毅教授，他們更是曾經遠渡重洋，在海外進行病理科的學習培訓，與病理科有著深厚的淵源。“想要在醫學之路取得成功的一大基石，便是充分掌握病理。”但現狀則不盡如人意，年輕人不愿意從事病理科工作。一方面，病理科不像其他科室，對于年輕人來說缺少拋頭露面的機會；另一方面，社會大眾對病理科的認識仍舊不足，認為病理科醫生收入較低，且缺少發展前景。事實可能恰好與此相反。在他看來，病理人才的短缺可能造就的結果有兩個：一種可能是行業毀滅，一種可能是病理人才如同“大熊貓”般珍貴。答案可能更傾向于后者。病理科人才的匱乏造成了各個醫院的“搶人大戰”。另一方面，病理學科本身組織形態已經相對較為成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在為這個成熟的學科注入了更為豐富的內涵。比如，傳統的診斷更為注重腫瘤是良性抑或是惡性，而隨著學科、技術的發展，診斷結果開始涉及到疾病名稱細化、檢測生物學行為、發現特異性基因變化等等，旨在為臨床診療提供更多依據。

薛衛成主任在進行學術交流

病理科正在欣欣向榮蓬勃發展。而全新技術發展，使得病理科工作內容進一步增加。但是病理科的工作又較難以人工智能取代。這進一步加劇了人才的緊缺局面。

在他看來，除了大眾對病理科認識的局限性，造成病理科人才匱乏一定程度上也與當前準入機制有關：相關政策規定，如果本科是非臨床醫學專業，而碩士是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專業的話，是沒有資格報考臨床執業醫師的。病理科本身對有著臨床醫學背景的內外科醫生吸引力不強，而對它感興趣的非臨床醫學專業背景醫生又往往被拒之門外。“有無臨床背景可能會對病理人才帶來一定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應當是把好人才的‘出口’這道關口。需要確保他們能夠達到合格的標準，而不是在準入方面設置太多限制。”薛衛成主任這樣說到。而這也讓他回想起自己的求學時代。1988年，他進入到了北京醫科大學，在基礎醫學系學習。當時很多人選擇了熱門的免疫、生化等領域并出國深造，而他選擇了病理科并打算進入醫院。在最后一個學年里，他開始在北醫病理教研室學習。甚至，那時的他已經有計劃地參與到研究生診斷病理學課程中。最終，他如愿以償進入到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也即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當時，住院醫培養機制剛剛開始。醫院愿意放手讓他們接觸各種疑難復雜病例，甚至也讓他們參與臨床科室的輪轉，了解各個配合部門的工作。那時的他僅僅是本科生。而如今，30歲左右畢業的醫學博士生，臨床工作經驗往往并不豐富，仍舊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培養。他表示，“20歲，是一個人動手能力和思維能力最強的時候，在這個階段進行培訓，是最好的階段。”

薛衛成主任（左前一）演示代教中

人才培養的問題也不只是今天才存在。那時，試圖進修獲得在職研究生學位的他同樣面臨困境。由于學位授予歸學校所有，臨床往往欠缺病理科導師。即便有導師，在培養學生時也往往多以研究為主。最終，他不得不離任前往香港大學攻讀學位。在2005年取得博士學位后，他才開始了如今的工作。

“或許可以干點不一樣的”

很多事情都在過去消散了，但是病理課開學第一課的一幕被他保留了下來。曾任《中華病理學雜志》總編輯的鄭杰教授，在第一課上提到：I hear I forget; I see I remember; I do I understand. （原句可能來源于《荀子·儒效》，“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時至今日他仍在踐行著這些話。對于未來，他也有著自己的思考：一方面，病理科醫生應當求變。在面對新知識、新技術時，應當保持接納、開放的態度。不能讓自己陷入到自怨自艾或者自暴自棄的情緒中。在醫療行業里工作的每一天，都應當像年輕人一般懷抱認真接納和面對外界變化的心態，努力學習一切。另一方面，病理報告數據不應當是冷冰冰的。患者能夠真切地感受到來自醫生的安慰。與患者溝通，本身是對包括患者在內的所有生命的尊重。而救死扶傷，本身更是很多立志成為醫生的人的初衷。不能因為僅是出具病理報告等，就忽略個體的人。而這也是當前社會需要改進的地方。站在未來的時間點上，再回過頭看他是如何走上這條道路的，答案或許十分簡單。那時，在思考將來要做什么的時候，家族中教書的長輩成為了他的參照對象。彼時在縣城上學，成績優異的他，想要與長輩們一樣，成為一名教師。但父親對他說到，“我們（家族）的老師已經夠多了，或許你可以干點不一樣的事。現在我們（家族）的醫生還很少，或許你可以嘗試一下。”就這樣，他干了一點不一樣的事，成為了一名病理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