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以來，德爾塔毒株在中國境內，以福建的莆田、廈門、泉州和黑龍江哈爾濱、綏化為中心發生了兩次局部傳播。

與此前幾個月廣州、瑞麗、南京的較大規模疫情一樣，福建疫情的源頭仍被定位在入境環節。而針對哈爾濱疫情的溯源工作目前仍在進行，尚未通報結果，9月24日已確認檢出病例的基因測序結果符合德爾塔毒株。

但在兩地疫情信息尚不明朗時，病毒潛伏期和入境人員管理措施逐漸占據輿論焦點，網絡上不乏質疑“入境管理措施不夠嚴”的聲音。類似的焦慮情緒，與莆田和哈爾濱早期確診者遭受的網絡暴力不無關聯。

兩地疫情的最初信息的確都指向“超長潛伏期”的可能。

首先是，當福建剛一公布疑似“零號病人”林先生的活動軌跡，人們吃驚地發現，從他回國到確診間隔了38天。

而哈爾濱最早確診的3位患者中，病例2、病例3是由菲律賓返哈的解除隔離人員。他們的確診距離入境已有49天。

一時間，盡管猜測還未得到最終驗證，但要求再次延長境外人員隔離期的網絡呼聲日漸高漲，就連中紀委的官方網站都在發文討論，是否有必要延長隔離期。

圖片來自人民視覺

全國多個入境點的隔離政策也在近日趨嚴：

據《沈陽日報》9月24日報道，沈陽市的入境人員要實行 “14天集中隔離”+“7天集中隔離”+“7天居家隔離”，此后再進行28天的自我健康管理。沈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應急管理所所長連志勇解釋道，“7天居家隔離期間不得外出，28天自我健康管理期間遵循非必要不外出原則。”

9月25日凌晨廣州市發出通告，為確保廣交會順利舉辦，決定從即日起至10月20日實施一系列防控升級措施。針對目的地為廣州市的入境者，從“集中隔離14天+居家隔離7天”改為“集中隔離21天”。

新冠是否真的存在超長潛伏期？它是否應該成為隔離期長度的主要參考？整個入境防控體系還有哪些可能的薄弱環節？

超長潛伏期真的存在嗎？

過去一年半，個別案例曾多次引發公眾對新冠“超長”潛伏期的討論。

潛伏期的定義是感染病毒到癥狀首先出現的時間，不同病毒的潛伏期是不一樣的，而確定潛伏期對感染控制極為重要。

當一種新的傳染病出現，科學家需要通過臨床觀察得到的數據計算其潛伏期，就像是為病毒畫肖像。

多位專家對八點健聞解釋，在實際中，個體確診者的潛伏期是通過流行病調查，統計其暴露時間點和發病時間點的間隔得出的。

“超長”潛伏期是相對于“正常長度”潛伏期產生的概念。根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目前的流行病學調查和研究結果顯示，新冠肺炎潛伏期為 1-14 天，多為 3-7 天。如果一個患者的潛伏期超過人群均值的高限，甚至像福建林先生被疑似為38天，自然顯得“超長”。

美國安德森癌癥中心胸部放療臨床主任張玉蛟從臨床角度向八點健聞解釋，潛伏期或者病毒攜帶期非常長的現象，肯定是存在的。因為一個人感染任何病毒后，何時具有傳染性，是否出現癥狀，何時出現癥狀，病毒殘留在體內的時長，以及殘留的病毒是否有傳染性——這些問題的具體答案都因個體機體差異而不同。

香港大學病毒學家金冬雁也指出，超長潛伏期不是新的現象，其他國家曾出現案例。

不過，雖然理論上新冠病毒存在超長潛伏期的可能性，但最近的疫情并非由于超長潛伏期造成的。

從全球各國德爾塔病例的真實情況來看，德爾塔病毒在身體中的潛伏期較短，通常為1~5天發病，甚至有些人感染后24小時就發病。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彭志勇此前在接受八點健聞采訪時認為，德爾塔病毒出現超長潛伏期的情況是“少見，甚至罕見的”。

以福建疫情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感染者林先生為例，他從回國到確診的時間間隔長達38天，并非是超長潛伏期造成的。

9月16日，國家疾控中心的專家表示，福建疑似“零號病人”林先生很有可能是在隔離期間感染上的。

而近日的黑龍江疫情，雖然第二第三位被發現的陽性感染者是歸國人員，但并不能因為他們是歸國人員就簡單地認為他們是本次疫情的源頭，畢竟距離他們回國也超過了一個月，不能將這些暫時無法找到源頭的疫情的都簡單歸結為超長潛伏期的。

汕頭大學病毒學專家常榮山也認為，站在生物統計學的角度，說“新冠病毒具有超長潛伏期”的特點是沒有證據支撐的。2020年2月國內的一項研究在分析全國552家醫院的確診病例后，得出新冠病毒原始毒株感染者潛伏期的中位數為3.0天。而在全部1099個確診病例中，只有1例經歷了24天的潛伏期。但占比不到一千分之一，意味著所謂“超長潛伏期”的統計學意義很小。

根據全球現有研究，潛伏期超過兩周的新冠病例的確罕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020年5月的一項研究被引用較多，根據181份樣本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潛伏期的中位數是5.1天。97.5%的患者在感染的11.5天內發展出了癥狀。

同時，德爾塔毒株的潛伏期目前并未呈現顯著不同。《柳葉刀》子刊近日發表一份基于5~6月份廣州疫情數據的研究，結果顯示，德爾塔變異株的中位潛伏期為4.7天。

我們應該再次延長隔離期嗎？

絕大多數新冠感染者的潛伏期不高于14天，但罕見的“超長”潛伏期確實存在——這是否構成延長隔離期的理由？如果將隔離期比個體潛伏期的極限長度還長，是否就不用再擔心境外輸入病例？

多位專家均對八點健聞表示，不建議延長目前國內普遍采取的“14+7”隔離觀察期。

從效力角度考慮，輸入防控的力度不僅與隔離時長有關，也取決于每一種監測手段和閉環管理的落實程度。而從成本角度考慮，隔離期的延長，不僅阻礙著國家之間正試圖恢復的經濟交流、人員往來；更為麻煩的是：隔離點發生交叉感染的風險也會隨著隔離期的延長而激增。

在入境防控體系中，隔離場所本身也是交叉感染的高風險區域。

從去年開始，北京、四川、廣州都發生過隔離酒店工作人員或附近居民因意外暴露而感染的事件。而據一項統計，從疫情開始到今年6月，隔離酒店的管理漏洞、防護不到位及新風系統問題等是澳大利亞至少2.1萬確診病例的感染源頭。

就在昨天，據央視網報道，國家衛建委赴福建工作組的專家認為，目前廈門的感染者絕大多數是在隔離范圍內被發現，因此現階段集中隔離點的防控尤為重要。

常榮山也指出，集中隔離場所的入境者、防疫人員和各種工作人員持續更替交疊，因此，隔離周期越長，交叉感染的風險就越大。

據奧塔哥大學和墨爾本大學研究人員計算發現，每隔離1000名新冠陽性病例，就會出現6.1次的感染事故。

專家們反對增長隔離期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國內的疑似超長隔離期的例子，也指向了另一些漏洞，比如：檢測。

福建本輪疫情的疑似“零號病人”在隔離的21天期間共接受了9次核酸檢測，至少一次抗體檢測，結果均為陰性。因此，當他在入境第38天檢測為新冠陽性后，也有觀點認為檢測環節是否出現了問題，導致此前的“假陰”。

核酸檢測一直是國內最主要的新冠檢測方法，但檢測的有效性，受到操作手法、檢測頻率、試紙質量等等因素的影響。

檢測結果出現誤差是一種無法消除的可能性。“任何一個檢測實驗方法都不可能保證100%的準確性和敏感度，所謂的復陽現象并不奇怪。我也觀察到，不同地區的檢測人員操作嚴格程度千差萬別，”張玉蛟對八點健聞解釋道。

為了提高檢測的準確性，張玉蛟建議，要保證檢測人員接受專門的訓練，而不是“隨便放進去（提取標本部位）一個上下就出來了”。如果運輸保存不當，樣本也可能發生降解，導致結果不準。

另一方面，從2020年底開始，中國駐加拿大、美國、德國、新加坡、法國、丹麥、西班牙、韓國、柬埔寨等多國大使館已陸續發布更加嚴格的回國要求，從原來的出示核酸陰性證明改為核酸和血清IgM抗體檢測雙陰性證明。

但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張洪濤指出，原本作為雙保險的抗體檢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抗體檢測可能無法篩查出剛剛感染的患者；其次，除了感染，接種疫苗也會導致抗體陽性。

為了進一步區分疫苗和感染引起的抗體陽性，使館加設了特異性N蛋白抗體檢測。但這種檢測不適用于滅活疫苗，因此，滅活疫苗接種者即使出現IgM抗體陽性，在出具接種證明后，也可獲得登機許可。當越來越多的入境者接種過疫苗，這一針對遠端的加強措施反而可能成為防控鏈條中的漏洞。

如同各地疾控部門一直在追求的“精準防控”，國內的相關專家們也一直在致力于縮短而非延長隔離天數。

今年6月25日，鐘南山院士也表示還不需要延長隔離期。因為絕大多數病例的潛伏期不長，隔離時間再延長，會弊大于利。但他提到，“我們可以加強對來自高危國家的入境人員在隔離時間內的健康監測頻率，這是一個有效的辦法。”

在一定程度上，一味強調隔離期的長度，可能掩蓋防控環節的其他不足，增加成本，間接影響防控效果。張洪濤打了一個比方，隔離期就像效果顯著的癌癥化療藥物，但不可能因為有效就一直提高劑量，還要考慮藥物本身的副作用。

而對于未來的防控策略，張玉蛟認為：未來隨著各國逐漸開放，需要找到更適合長期的動態防控策略。金冬雁則表示，對不同人群的進行風險分級，有針對性地采取檢查，可能是下一步的重點。

張宇琦丨撰稿

徐卓君、李珊珊｜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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