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在蘭州的家里，吃著我已經兩年多沒吃到過的正宗蘭州拉面，刷著我已經連續近20天的綠碼，我還時常想起那段回國路上的魔幻場景：

一條裹滿垃圾、破得不可思議的土路盡頭，印度圣物、濕婆坐騎——高貴的牛群正在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只隔一堵墻，便是一個實驗室，那是全新德里唯一的一家既能做S蛋白抗體檢測又能做N蛋白檢測的檢測機構。

而N蛋白的檢驗報告，是我這個印度首位申請回國的康復者，必須拿到的一份文件。

我和團隊同事曾經按照大使館認可的百家核酸機構名單，德里、古爾岡、諾伊達……一家一家電話咨詢，最終才找到了那家土路盡頭、垃圾堆隔壁的實驗室。

那是我作為新冠肺炎康復者的回國路上最為艱辛的部分之一。

與“神牛”一墻之隔，就是可以測N蛋白的實驗室

圖片由Nico提供

感染新冠后，當地醫生給我開獸藥

轉折點是在6月，我滯留印度的500多天，接替的同事終于來了。

我是個會計，2019年12月隨著公司團隊來到德里。

按照計劃，我們每三個月就能輪換回國一次，但到了2020年2月，輪到我回國時，國內疫情暴發，中印斷航，我無法回國。

之后，包括印度在內的全球各國疫情接連暴發，國際航班大幅減少，另一邊，中印沖突不斷，印度簽證難拿，國內同事赴印受阻。多種因素交織下，我就只能在這里堅守著，或者叫：滯留印度。

越是回國無門，就越是想家，但更糟糕地是，在今年4月印度疫情的大暴發中，我也不出意外地感染了。

在那場大暴發中，我們團隊15人中有11人感染過新冠，一位印度同事家里15天內死了5個親戚……當時的印度被稱為人間煉獄，醫療資源嚴重擠兌，我只能在家燒了10天硬扛過來。

燒到第六天的時候，早上一起來，我的血氧到了89，為了不客死他鄉，我還是覺得得去醫院吸吸氧，然而，同事告訴我，醫院沒有床位了，主治醫生都被感染了。

當時，沒有特效藥，一位當地的私人醫生給我開出了當地流行的處方——伊維菌素，一種抗寄生蟲的獸藥，我不敢吃獸藥，只能靠羅紅霉素維持。

那場感染中，我刮痧、按摩穴位、抗生素、攝入蛋白質提高免疫力……還用印度當時流行的一種類似于蒸臉儀的小盒子來緩解窒息感——那盒子塑料做的，加上水就能出熱氣，是疫情期間印度小店里的熱銷品。

最終，不知是什么起了作用，燒了十多天后，盡管依然虛弱得下不來床，但體溫終于正常了，5月，嗅覺回來了，肺部陰影也消失了，除了時不時的抑郁，我也差不多又恢復成了一個正常人。

6月，終于終于有人來接替我了，萬里回國路，總算邁出了第一步。但因為4月間印度疫情的大暴發，大使館已暫停為在印公民發放綠碼。

當時，很多人會選擇“曲線回國”。

有人去埃及待14天，然后再從埃及申請回國，因為埃及是落地簽，簽證問題很好解決，但后來被發現了，埃及大使館不再受理第三國中轉事宜。

也有人走人道主義援助回國，但我年輕力壯的，不好意思，也沒有理由走這條路。

從7月開始，我每半個月就會問一下大使館，“您要不要放開啊，有沒有計劃放開啊，什么時候放開啊”，然而，并沒有。

兩個多月后，8月底9月初，終于發文允許企業輪崗，意思就是允許我們回國了。

印度大使館這邊對回國綠碼實行的是提前審批制，類似“回國指標”。這種審批，需要考察你的企業，你的滯留時長，是否有特殊情況等等。

于是，我和公司趕緊寫郵件申請，并把我的情況如實地告訴大使館，我還特意做了核酸和抗體檢測附上，就是想告訴大使館，我現在身體是好的，不會傳播病毒可以回國的，麻煩你批準一下。

有了“指標”，也就是審批通過了，按部就班地檢測就能拿到綠碼。如果審批沒過，不管有沒有機票，機票多么貴，也是走不了的。

檢測去哪兒做，大使館也不知道

我因為在印滯留時間較長，審批起來倒是順利，9月10號，大使館終于通過了我的回國申請，但由于我曾經感染過新冠，后面的問題就麻煩得很了。

一般回國者需要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IGM陰性證明，但我不同，我有過感染史，而且在當初感染時就上報過，大家都知道我的感染故事。

我老老實實把情況告訴了大使館，然后，就“光榮”地成了第一個申請回國的康復者。

也因為是第一例新冠康復者的回國申請，大使館也不確定我的檢測流程會是怎么樣的，讓我先等。

而我，在等待的幾天之內，對與免疫有關的幾個指標，日以繼夜地做了一番餓補。

與新冠感染相關的重要指標中，最為玄學的是針對S蛋白的抗體IgM。如果沒打疫苗，核酸和IgM有任何一項陽性，毫無疑問，短期內你是別想回來了，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個體差異又是種不可一概而論的玄學，幸運者如我，康復后一兩個月IgM轉陰了，而不幸者如一位俄羅斯留學生，盡管他不曾意識到自己感染過，但IgM指標長期陽性讓他在俄羅斯多呆了半年。

除了玄學的IgM，新冠S蛋白的重要指標中，還有一個并不玄學的IgG。在5月份國務院的發布會中提到：“IgG抗體陽性說明感染過新冠病毒，但不能確定其是否具有傳染性。如康復者，一般檢測IgG抗體陽性……”

作為感染過新冠后的康復者，我們的IgG是無論如何也達不到政府要求的1以下的數值的。5月時，我還看到新聞報道，有人因篡改IgG陽性報告而導致整個企業熔斷。

在看多了其他國家對IgG在1以下的要求后，我一直忐忑不安著。

在那個印度的雨季，擔心了好幾天后，使館那邊告訴我，新冠康復者除了測核酸、抗體外，得在回國72小時內加測N蛋白。

我問使館的人，要去哪兒做這項檢測呢？他們答：不知道。

沒有什么能阻擋我回家的路。為了找到N蛋白檢測機構，我召集了團隊同事，按照大使館認可的百家核酸機構名單，德里、古爾岡、諾伊達……一家一家打電話。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還真給我們找到了。

我們十幾個人，打了無數的電話，最終的成果也只找到了我開頭提到的那家土路盡頭、垃圾堆隔壁的實驗室。

走到門口的時候，看著垃圾里翻找食物的牛群，我都呆了，但檢完之后，我就開始在一個回國經驗的交流群里，不斷把它介紹給回國的同胞。

畢竟，雖然外觀慘淡了點兒，這可是全新德里唯一一家可以做N蛋白檢測的機構呀，而至少目前看來，這個檢測對于新冠康復者而言，必不可少。

機票與綠碼，臨門一腳

審批通過，N蛋白的結果也有了，卻依然是沒有直飛的航班。

我和朋友翻遍了各國大使館的網站，想找一個最適合我這種從印度回來康復者的、比較保險的中轉國，因為從中轉國回國也要檢測通過符合條件才能登機。

但放眼望去，有的白紙黑字地寫著不會給康復者批綠碼，有的則含糊不清，估計自己也沒弄明白各種檢測是什么關系，最終的備選也不過德國、荷蘭阿姆斯特丹、以及中東的阿曼，但當時阿曼的要求是三陰（核酸檢測、IgM\IgG均為陰性），就是說沒感染過的人才能從這里走。

我最終選擇了從德國轉，前半段漢莎，后半段國航。

對于我們這種長期滯留海外的人來說，只要能回家，花多少錢也值。但即便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票。

為了買到機票，我加了10個票代詢價。別問我為什么不自己買票，我連買票的頁面都刷不出來，最后票代掙了我多少錢也無從得知。

但最起碼我的票代是靠譜的，今年不知道有多少回國者被賣空頭機票，被扣下不菲的服務費，被超售刷客滯留海外。

當然，大多數歸國者，不會把希望寄托在一張機票上，要因為大概率都要經受熔斷停飛的刺激，為了降低風險，很多人手上囤著四五張票，卻最后一張也指望不上。

我也特別險。票代最先刷出來的是一張26號德國飛成都的頭等艙，5萬5，太貴了，疫情前回家一趟不過幾千塊，我猶豫了。

回國更多是“看命”，賭運氣，因為就在我猶豫的第二天，票代又刷到一張德國飛上海的超級經濟艙的票，而那趟與我擦肩而過的26號航班，在起飛前一個星期，被取消了。

機票在手，只差綠碼。

9月29日，滯留印度第663天，回家倒計時72小時。這72小時內，我需要做兩次核酸檢測，同時需要進行IgM\IgG及N蛋白檢測。

倒計時48小時，因為大使館要求要在不同機構交叉檢測，我驅車去隔壁省做了抗體檢測，為了防止轉機的德國大使館要額外的檢測結果，我主動加測了一次核酸。我的原則是，什么CT、抗體、核酸，能測的都測一遍。

回國前24小時內，10月1日，中午11點，我拿到了登機前最后一次核酸檢測和IgM/IgG抗體檢測報告后，馬不停蹄地給大使館發送文件申請綠碼，但結果竟然是紅碼，此時距離我的航班起飛還有18個小時。

重新檢查后，原因是落下了一份公司文件，趕緊重新提交文件，把所有能提供的報告都傳了上去。

自檢加上標準程序，整個9月，我抽了小十管血，前前后后二十多天，數不清的驚心動魄時刻，終于，在10月1號，下午兩點鐘，距離回家的航班起飛還有15個小時的時候，我拿到了上飛機的最關鍵憑證——駐印度大使館的綠碼。

中轉機場驚險時刻

圖片來源：中新社

中轉機場是2021年回國者的險關，各種意想不到的陰差陽錯讓無數人折戟在回家前的最后一站：有人因檢測結果不及時而滯留，也有人因假陽性而被遣返，還有人在這里不幸感染成為人們口中的“投毒者”......

10月2日，上午十點，我成功落地法蘭克福機場，這里曾經有因檢測結果不及時，61名中國旅客被滯留機場三天，沒有食宿安排他們只能在椅子上休息，機場悶熱也不敢摘口罩，高溫、焦躁、滯留、意外....這是每一個后來者最最最不想體驗的經歷。

所以，下了飛機后，我擠過無數印度人，一路狂奔，直奔B60檢測中心，一定要在他們中午休息之前趕緊測完，早檢測早拿碼早安心。

前半程的同行旅客多是印度人，而在檢測中心，目光所及都是國人，耳邊是久違的中國話，我忽然間意識到，離中國越來越近了。無數華人在這里中轉回國，他們之中有歐洲留學生，有像我這樣的中企外派人員，也有從拉丁美洲、中亞回來的務工人員。

當然，也有無數的驚險時刻在這里上演。

晚上7點半，距離航班起飛還有30分鐘，我眼看著身旁的一位老人依然也沒有收到核酸檢測報告，也因此不能拿到駐德國大使館的綠碼。而與他同行的妻子卻跟我一樣，在下午1點收到了抗體報告，4點收到了核酸報告，6點拿到了綠碼。

兩位老人原本在烏克蘭務工，年紀大了也不懂英文，一著急了什么也說不出來，只是手不停地抖，他們的票代也沒辦法。

萍水相逢得我們三個人一邊安撫老人情緒，一邊幫他們寫郵件狂催。機構電話打不通，也不知道對方郵箱會不會攔截郵件，我們就寫兩三封換一個郵箱，大家的信箱都貢獻出來，輪番上陣，從下午催到晚上7點半，依舊沒有回復。

電話郵件混合式狂催之后，辦理登機快要關閉的時候，那位老人終于收到了核酸檢測報告，他已經手抖地無法操作了，我們又幫他上傳文件，給大使館打電話說明情況.......

臨近8點，在工作人員的催促聲中，我們5個人急急忙忙地登機，落座沒幾分鐘，飛機就起飛了。

這樣的小波折講起來甚至有點無聊，但當時老人家如果沒拿到綠碼登機，浪費的并不只是一張幾萬塊的機票，這是兩位出國務工掙辛苦錢的老人家全部回家的希望。

只是不知道，這樣的驚險時刻每天在各大中轉機場重復多少次，也不知道這些隨機倒霉事件會落到哪些人身上，更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挺身而出幫他們渡過難關。

希望所有人的回家之路，能更舒暢一些。

回國，不該是個無解的難題

10月3日下午1點，滯留印度667天后，我終于又站在了中國大地上。

我自認為是一個樂觀堅強的人，但那一刻，去他丫的堅強，我一個女孩子滯留印度兩年、感染新冠進不了醫院生生硬扛過來、等輪換等綠碼等機票、歷盡波折終于回家了，難道還不能觸景生情大哭一場嗎？

那一天，一位年輕的財務經理在飛機上、在機場里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了好久，鄰座德國留學回來的小姑娘估計嚇壞了。

落地上海之后，因為印度是危險11國之一，會比其他地方的旅客更嚴格，邊防邊檢蓋章，取上行李之后，我后面就跟著一輛小車推著消毒，我到哪它就到哪，緊緊跟在我身后，隨時消毒。

特別值得說的是上海的核酸檢測，就是捅鼻子。在我做過的鼻拭子里，上海隔離酒店是最有靈魂的，因為會把你捅到靈魂出竅，就是直捅天靈蓋，并在天靈蓋上轉幾圈。

回國之后，上海公布的每一例確診病例我都有在關注，因為一旦有陽性感染者，引起疫情，我們就會成了“千里投毒人”，會社死，會被人肉網曝，萬幸萬幸，我們這趟航班沒有陽性感染者。

我隔離還沒結束，老家蘭州就發生了疫情，但我的思維得自動轉到了中國模式，比如說，德里今天公布了25例，我會認為控制得挺好，他一定傳染不到我，但蘭州確診了25例，我心想，完了，這都不知道傳到哪里去了。

隔離完成后，我就回了蘭州老家，老家也特別謹慎，我提早就報備了社區，但是可能是因為當天時第二輪全員核酸檢測沒有顧得上我吧，到了機場后，并沒有人接我，我就在瑟瑟冷風中各種打電話，等了四個多小時。

我也常常琢磨作為康復者回國的這一路坎坷，發現比起沒有綠碼滯留、遣返、被騙、沒錢買機票的人，自己還挺幸運，也是這種幸運似乎在告訴我，這并不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大使館—航空公司—隔離酒店—地方，大家似乎可以形成某種共識，甚至共享一套檢測標準，彼此分擔一下壓力，也給大家一個標準的流程，總不至于讓無數回國的普通人一頭霧水，畢竟我現在都還沒弄明白，N蛋白是個什么東西，我檢它是為了什么，特別不好意思地說，我當時還多測了一個啥紅斑狼瘡的N蛋白，因為實在不懂…..是個N蛋白我就測了。

也需得考慮一下實際情況，我這還是找到了測N蛋白的機構，你像在遙遠的一些非洲國家，能做核酸檢測就已經很奢侈了，要求人家做抗體檢測根本不現實。但是，我們有很多同胞在非洲謀生，人家也要回家的啊。

也有康復者不愿將自己的感染史輕易透露出去，擔心會引起周圍人的恐慌，但作為康復者的我們體內有抗體，回國前后密集的十多次核酸和抗體檢測都達標了才能出去。

但是不管怎樣，2021年10月28日晚上9點，離家692天后，我終于到家了。

口述｜Nico

于煥煥｜撰稿

李珊珊｜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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