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最后一周，隨著華山北院正式并入，華山醫院在上海將擁有5個院區，還在福建開了1個分院；

2021年10月13日，四川大學華西天府醫院正式開院，省內省外，打著華西名號的“分院”已增至兩位數，有當地醫生戲稱“現在全四川都是華西的分院”；

2021年10月初，“宇宙第一醫院”鄭大一附院收編河南省省立醫院，在鄭州市享占“一院四區”，床位達12000張；

2021年12月6日，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眼科中心啟用，浙醫二院在杭州擁有5個院區，其版圖在省內也拓展至多個縣域，分院達兩位數；

2021年12月5日，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鄲城分院揭牌，在河南省與多家縣醫院共建，分院達11家；

2019年，安徽省立醫院投資70億建濱湖院區，院區增至7個，按計劃，2022年安徽省立醫院床位規模將達1萬張，占地1158畝，自稱是“大象的舞姿”；

……

無論是自建自營還是托管，抑或是接過當地政府的“交鑰匙”工程，與屬地醫院合作共建——大醫院設分院、建院區的趨勢，早已持續多年。

跨省辦醫，跨市辦醫，不再是“中山系”、“北大系”、“華西系”的特權。任何一個盤踞當地、具有能力的大三甲醫院，紛紛伸出觸角，努力向外延伸。

是優質擴容，還是大院壟斷？是區域均衡布局，還是基層抽水？唯一可確信的是，三甲醫院的“大分院時代”，已經悄然到來。

復旦大學醫院管理研究所所長高解春告訴八點健聞：“我去的大醫院里，沒有一個不在異地建分院的。”

這不難理解。十四五開局之年，三甲醫院被要求“高質量發展”，內向的精細化發展也邁至舉步維艱的深水區。存量時代下，一方面醫院管理者仍然渴望增量，難抑擴張本能；另一方面，“高質量發展”的另一種理解可以是“復制優質醫療資源”，這比“挖潛”要更容易——因此，建設分院成了頭部玩家們默契的共同選項。

在《2019年度中國醫院排行榜》位列前十名的醫院中，僅人財物一體的分院，平均每個醫院就設有3.5個院區。

用“連鎖”和“加盟”去闡釋一院多區的概念，也許略顯草率，但這個比喻依然生動。

在大分院時代里，既有人財物一體的“連鎖院”，也有技術支持、輸出管理、參與分紅的“加盟院”。

“連鎖”和“加盟”雙管齊下，大三甲的版圖越變越大。

十幾天前，在一場行業會議上，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醫療機構處處長胡瑞榮透露，公立醫院一院多區建設發展相關文件即將出臺。新政將孕育出的“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優質醫療資源均衡布局”、“解決單一區域發展不均”等美好愿景不由讓人憧憬。

宛如一把新柴，必將“大分院時代”的發展熱潮，再次推至更高處。

告別“暗渡陳倉”

“上海一直沒有放開多院區建設，直到2020年政策才有了松動。”2021年年中，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副院長陳爾真公開表示，感受到了政策風向的轉變。

在2021年年末，一場關于“一院多區建設”的院長交流會里，數家大醫院的院長、書記，在交流中，把近兩年浮出水面的政策背景，紛紛寫進PPT里，以顯示政策對分院建設的支持。

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政策風向變化的助燃劑。

2020年5月，武漢疫情平息，時任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局長焦雅輝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像武漢同濟、武漢協和醫院等，都是一個主體多個院區。在發生新冠肺炎疫情時，可以快速征用一個單獨院區，把它轉換成重癥患者收治的定點醫院。”

焦雅輝當時指出，公立綜合醫院將探索單體多院區的模式。

此后，這段話被認為是國家衛健委首次公開支持“一院多區”的建設發展的信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20年10月，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加快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局。這被認為是“一院多區”發展的官方指引。

據八點健聞不完全統計，2020年以來，全國范圍內有近20個地區，102家三甲公立醫院開啟了分院建設潮，新增床位數12.8萬，投資金額高達1800億。

政策風向的變化，讓不少三甲醫院院長感到始料未及。

在年末那場交流會上，院長、書記們一致又刻意地強調政策面的支持，無外乎因為大醫院的分院擴張，經歷過一段“暗渡陳倉”的年代。

正面，大三甲醫院出于擴張沖動建設新院區，充滿歡喜地迎接“家里添丁”；背面，控制公立醫院規模擴張的呼聲從未停歇，當分院建設與規模擴張劃上等號時，院長的壓力不小。

“跑馬圈地”，是分院大肆建設時，被指摘的常用詞。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在市縣一級有4個院區。”醫改觀察者、陜西省山陽縣衛健局原副局長徐毓才告訴八點健聞，大醫院院長最早是偷偷擴張單體規模，政策控制了醫院的單體規模后，醫院開始到院外發展；后來，醫聯體建設又給了大醫院一次伸長觸角的機會。

在醫聯體建設的那些年，不乏大三甲醫院被縣地方政府拋來的“橄欖枝”，引入當地，反客為主。

但問題不言而喻，醫院到基層“掛牌”，在提高了基層醫療服務能力的同時，也打通了患者引流通道。因此，時常能看到關于“大三甲醫院到縣域建設分院，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跑馬圈地”、虹吸病人的討論。

徐毓才說，他所在的陜西省山陽縣，西安交大一附院在山陽連續十多年開展城鄉醫院對口支援，即使未在當地開設分院，也會把70%的上轉病人，都引流到西安交大一附院。這就意味著，如果醫院能把自身分院搭建，或加強與縣級醫院開展對口支援等交流合作，與全省醫療層級網絡相一致，患者來源就不愁了。

而今，雖然虹吸患者的情況依然普遍，但是“跑馬圈地”的質疑正在褪去。一場疫情讓大型公立醫院的信譽度再次捧上峰值：優質的公立醫院是值得信任的。

分院的醫療水平幾何？

要試圖理解這一輪“一院多區”的發展，還需要回到“高質量發展”的起點。

2021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里，關鍵詞在于“優質醫療資源擴容”。

三甲醫院建設分院，究竟是爭奪病人的存量市場，還是高質量發展？

“優質醫療資源擴容”的要求，讓近兩年在多院區布局的醫院，院長們越來越喜歡地把“同質化”掛在嘴邊，以彰顯其“擴建”分院的初心——不為自身變大，只為區域發展做貢獻。

在城市中心城區，守住高質量的主院區；在城市新區、城市之外，建設一家“同質化”的分院區，均衡資源。

“醫院要做的是優質資源擴容，而不是稀釋攤薄。”這也是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局面。

但“同質化”終究只是政策制定者描摹的理想圖景。即便打著大三甲的旗號，殺入一個全新的地域并不容易，老百姓看病還是認醫生。尤其在“跨省建院”時，“同質化”更顯艱難。

早在2017年8月，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廈門醫院在廈門開業后，為了保證分院醫教研及管理水平的“同質化”，分院臨床及醫技輔助等業務科室負責人，都由復旦中山醫院各學科資深專家派駐；上海總院的行政職能部門負責人，也擔任廈門醫院相應職能部門的第一負責人。

而且，為了確保醫療水平和總部在一個水平線上，在廈門工作的醫生，每兩周還要回上海上兩天班，上海總院的重要會議和培訓，醫生們也需要通過遠程視頻參加。

即便在同處一城，市區與城郊的奔波也不容小覷，不少本部的工作人員需要起早貪黑到分院去上班。

一位華西醫院的內部人士告訴八點健聞，在天府醫院運行之后，工作調整為4天在天府醫院，只有1天在本部，通勤時間由原先的走路10多分鐘變成驅車70公里。一位華西醫院的臨床人員，同時兼任教學任務和華西空港醫院的學科主任，一周五天工作日，分別是總院門診、華西臨床醫學院教學、空港醫院各一天，余下2天在華西的另一片分院區。

在關于“一院多區建設”的交流會上，復旦大學華山醫院副院長馬昕表示，他也經歷到過類似的“疲憊”。即使，華山醫院的4個院區都在上海。在分院起步發展時，為了“同質化發展”，醫院在每個分院里，都設置了呼吸科，每個分院十幾張床位。但運行了一段時間發現，運行的效率太低，“我問科主任，你們累不累，他們說蠻累的。”

馬昕跟呼吸科的科主任說，“不要這樣做了，我在總部給你們一層樓，五十多張床位，其他幾個分院都停了，就在北院和總院開設呼吸科的業務。”

馬昕的設想是，不能為同質化而同質化，在同質化的大方向下，不同的院區“錯位發展”也很重要。

即使如此，在地域性極強的醫療行業內，分院是否真能實現“同質化”，也依舊要打個問號。在更大的維度上，一些院長還需面臨分院的來源多樣性，通通納入麾下后，如何統一管理的問題。

新建分院的體量，大過母院——這種情況在“大分院時代”的建設里，并不罕見。

一些迎合了現代化醫院發展的需要。一些醫院囿于曾經狹窄的環境，在規劃新院建設時，自然希望能更適合現代化醫院發展，更加寬敞明亮。比如，在2021年9月投入使用的貴陽市第一人民醫院龍洞堡院區，新院區在貴陽新城區，有近1300張床位，遠超更富盛名的老院區。

分院比母院大，有些也離不開當地政府的鼓勵。

過去6年間，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從1個增至3個，還有2個分院正在建，相加將有6700張床位。這是因為，按照2015年印發《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國每千人口床位數達6張。但彼時，在江西省每千人口床位數僅有4張。

“當時，江西省委省政府就在省內選定5家醫院，讓我們選址建分院。”在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曹力看來，醫院在不到十年里，發生了巨變。經過5、6年的建設，2021年4月，政府整建制交付的高新院區600張床位，自建的象湖院區3200張床位，東湖院區2900張床位。

在山東青島，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陸續建起了5個院區。5個院區既有自建傳承的老院區，也有購買兼并后改造的院區，還有政府建成之后的交鑰匙工程，甚至有企業醫院改制后跨部委的醫院。“功能定位差異化，崗位管理、動態管理以及信息化支撐等等，都是考驗。”副院長蔣光峰說。

建一個分院，意味著有更大空間來擴展、調整，對于院長們而言，起初確實如家里添丁般的歡喜；但到了具體實施，把擴張的“增量”，變成高效率的“高質量”，成本不小，難題也不少。

會是又一輪擴張的開始嗎？

“要避免一種輿論炒作，不要被外界說，大醫院又要新一輪的規模擴張了。”

年末“一院多區建設”的交流會上，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醫療機構處處長胡瑞榮提前向多位院長透露，近期將出臺一院多區建設與管理指導性文件時，似乎有意把大醫院的一院多區與規模擴張的界限，再次劃清。

這份“有意”透露著一份普遍的擔憂：大分院潮流如果演變成一場公立醫院擴張的“全民運動”，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倒退與問題反復。

他也對當場的多位醫院管理者表示，這一輪公立醫院分院建設，目的在于提高優質醫療的可及性，最終的落腳點是分級診療的區域分開。

但，政策往往只能起到指導作用，具體到每個醫院管理者，勢必會聚焦在自身醫院發展的個體利益上。而真正引導市場發展的，是一個個在當地作為領頭羊的大型公立醫院。

兩相矛盾的雙方能否統一，多大程度統一，也決定了這場分院建設潮能否落腳到預定的軌道之上。

“高質量發展”只能算一份暫時被接受的“回答”。

當“巨無霸”乘政策之風扶搖直上，底下的眾分院建設也面臨著諸多困境。

馬昕說，一院多區到最后還是要步入企業化的管理模式，因此也經歷過各種管理的難題。比如，一個分院的獨立性很強，不同的分院互相競爭，而非相互支持，實際上這樣并不利于多院區的發展。

“曾經有醫院的分院，因為是獨立法人，母院把副院長派去管理，但新的分院發展很好，不跟其他的院區溝通，最后慢慢獨立出去了。”馬昕坦言，這種極端的情況對每個建設分院的醫院來說，會非常受傷。

不管是“連鎖”，還是“加盟”，“大分院時代”來臨后，在醫療資源不發達的城市或省份中，是否形成醫院集團的話語權變大，而帶來壟斷，導致醫療質量飄忽？疫情之后、集采重創之下，公立醫院普遍虧損的情況下，擴建后的分院能否快速低成本、高效率運行，而不成為母院的負擔？

這些都是“大分院時代”，留給時代的問題。

李琳丨撰稿

陳鑫｜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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