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剛剛成立滿9周年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都是中國內地醫療體系中的異類。

在運營初期，100元的掛號費被詬病為“貴族醫院”，更讓患者無法理解的是，到醫院交了錢看病，竟然不開藥就回家了。

9年前，當大部分內地醫生的陽光薪酬不過10-20萬時，港大深圳醫院就能給主治醫生開出高達五六十萬的年薪。

作為全國第一家沒有編制的公立醫院，港大深圳醫院高薪的目的是養廉——杜絕紅包和藥品耗材回扣，拒絕大處方和過度診療。

但這家新生的醫院，在遲遲無法盈利的頭幾年里，曾被媒體報道“兩年虧損逾十億”，一度被認為只能靠富裕的深圳市政府輸血，無法自負盈虧、獨立運轉。

作為醫改試點，港大深圳醫院承載著為中國的公立醫院探索一條新路的重任，9年過去了，它究竟是一個醫改樣本？還是一個無法復制的烏托邦式的故事？

高薪養廉，養的什么廉？

港大深圳醫院誕生的2012年，正是新醫改啟動不久后。

彼時，中國的醫療環境正處于紅包、大處方、過度醫療盛行的年代。“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凸顯，公眾對醫療體系怨聲四起，種種矛盾累積到頂點，其極端化的表現形式是暴力傷醫。

與此同時，衡量醫生價值的醫療服務價格低得駭人，醫生的門診手術、檢查、處方數量直接與個人薪酬掛鉤，也關系著公立醫院的擴張與發展。

醫生和醫院的陽光收入不高，只能借由一系列“灰色收入”反哺，已經成為醫院公開的秘密。

明面收入，可能只占薪酬的30%，余下的大頭主要靠“獎金”，很多公立醫院醫生多開藥、多開檢查，多做手術來提高自身收入。

“這種方式是很低級的，就好像擰螺絲，擰一顆給多少錢，少干就不給你錢。”廣州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認為，部分醫院的現行績效考核采取收入減支出，把醫生當計件工，而醫生和醫院還樂此不疲。

醫改操盤手一直希望遏制以藥養醫的頑疾，希望擠掉藥品耗材的中間水分，提升醫療服務價格，讓醫生獲得更高的陽光收入，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采取了諸多改革，希望有一批示范性醫院破格而出。

對于香港大學來說，它的醫學院世界聞名，卻無法擁有自己的附屬醫院，香港的人口空間規模決定了其病人數量有限，并不利于醫學院校的長遠發展。

時任香港大學醫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鄧惠瓊和時任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幾次對話中，雙方合作辦醫的想法不期而遇。

2012年，由深圳市出資建院，引進香港的醫院管理模式的港大深圳醫院應運而生，鄧惠瓊任首任院長。

從建院之初，港大深圳醫院就決定走一條不同尋常的路，它是全國第一家沒有編制的公立醫院，醫生平均薪酬69萬，顧問和高級顧問（類似于主任）可達115萬和200萬。

與此同時，實行固定薪酬70%、績效30%，并不以接診病人的數量和創收作為考核指標。

這不是一時沖動做出來的決定。當時各界已經對公立醫院改革有過很多研究。大處方和過度檢查的根源是醫院自負盈虧、疲于創收，醫生薪酬與業務量掛鉤。不少學者普遍認為，提高醫生薪酬，對遏制以藥養醫是有用的。

每一位從醫院過來的醫生都多多少少描述過這樣的畫面——半天門診，4小時內，一名醫生必須看完近百個病人，留給每個病人的時間只有2-5分鐘。

在原來的醫院里，診室的大門永遠敞開，婦科腫瘤醫生王耀楷要問病人月經、性生活、生育、流產經歷。而這些問題與回答，隔壁房間、門口排長隊的病人，都能聽到，病人是沒有秘密的。

身處其中的人們不難理解，每次開關門的幾秒鐘，都是寶貴的就診時間。王耀楷也在回想，為什么以前那么忙，也并不覺得辛苦，因為門診量和績效是掛鉤的，而現在，他只要做好醫生、看好疾病，沒有那些潛在的壓力后，心里輕松了不少。

來到港大深圳醫院后，工作節奏明顯變慢了，一天三十來個病人，確保了有充分時間和病人溝通，一個手術方案，一定是和病人詳細解釋方案緣由、手術過程、術后影響。

他必須要放棄一些東西——傳統的職稱地位、穩定有保障的編制、源源不斷的病源、周圍人的不理解。選擇一個新體制下嘗試和成長，意味著必須割舍傳統醫療體制所帶來的種種優勢。

因為執行預約掛號制，港大深圳醫院很好地控制了病人數量，就診時房門緊閉確保了病人隱私。置身于這個蔚藍色的現代化醫院里，不會像多數醫院一樣鬧哄哄，更像是在一家開在市中心的高端商場，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醫生有耐心地答疑解惑，也不會有病人沖進來加塞。

一位患者對此頗為推崇港大的就醫體驗。港大醫生會非常耐心地解釋判斷的依據，不會一上來就開很多檢查，服務、環境好。不過，她只會在有小病時考慮去港大，大病還是會去深圳市屬醫院、甚至去廣州和其他省會城市的三甲。

以患者為中心，它確實做到了。以至于無論是患者甚至會抱怨港大深圳醫院的治療太保守。

一位肺癌患者，拿著同一張片子，去不同醫院看病，所有醫生都勸盡快手術，只有港大深圳醫院讓繼續觀察。

莊一強指出，很多醫院為了創收，手術原則基本是“走過路過不要錯過”，能做的都做，不能做的也做，甚至還會覺得“不做手術來醫院干嘛？”

手術標準的線在哪里，各自說法不一。如果是良性腫瘤，香港醫生會勸誡患者定期隨訪，等到發展成惡性腫瘤再考慮切除。而內地醫生會提示患者，良性腫瘤有發展成惡性的可能，建議患者提早切除。

總體來說，港大深圳醫院希望在治好病人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成本。這樣的理念，越來越多受到認可。

在開業初期，港大深圳醫院日均門診量維持在3000人次左右，若干年后的今天，港大深圳醫院日均門診量達到8000-10000人次，年門診量170余萬人次，與同級醫院相當。

不過，多位受訪者評價，港大深圳醫院的醫療水平和診療量，在深圳屬于中等水平。莊一強指出，香港醫生水平是好的，但其對內地投入的精力有限。有醫療圈人士將之類比于三甲醫院建分院，雖然美名其曰有主任開刀查房，但實際上病人數量有限，換了塊招牌的分院依舊是原班人馬上陣。

然而，這幾年的醫改實驗探索出更深層次的意義。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曾對香港媒體表示，自己畢業33年來也僅幫到了幾千人，但改革如果成功，影響到的不僅是深圳2000萬人，而是整個廣東1.1億常住人口。

但沖破兩地差異，承受奔波艱辛，愿意放棄高薪的香港醫生畢竟是少數。因此，大部分香港醫生是任期制，一屆屆來去如流水完成“任務”，并不利于醫學的長期培養。內地有經驗的醫生也未必愿意來。

一位深圳市市屬三甲醫院的外科主任醫師，每隔幾年都會接到港大深圳醫院的電話，前后被這家醫院挖過3次。當他還是主治醫師時，港大深圳醫院開出的高薪讓他短暫地心動，但最終還是留在了發展機會更大的平臺。

最近一次，他已經是學科小有名氣的青年骨干，港大深圳醫院開出了百萬年薪聘請他為顧問，薪資很理想，但他還是拒絕了，理由是：“我在市屬醫院呆的好好的，各種收入加起來差不多，又有編制保障了以后的退休生活。為什么要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人員流動性，是醫院不愿多談的敏感詞。隨著近年來深圳大力新建醫院，同級別醫院間的頻繁流動頗為常見。一位系統研究過港大深圳醫院的學者評價，港大的高薪資在今天已經不具備很強吸引力了，但有這樣一所奉行綠色醫療理念的醫院存在，讓愿意嘗試的人們提供另一種少數人的選擇，又何嘗不好呢？

用錢砸出來的醫院？

相對輕松的工作氛圍、標準規范的港式診療、數字可觀的陽光收入、不用背負績效考核壓力，這些美好的圖景背后，始終有一個無法規避的問題，港大深圳醫院實現收支平衡了嗎？

有人認為，港大深圳醫院現在能順利辦下去，無非是背后有政府資金撐腰。如果說深圳本就是一個富裕的家庭，港大深圳醫院的誕生，就像是家中忽然添了個小兒子，占盡父母寵愛。

一個事實是，根據2013年深圳市衛計委發布的部門預算，深圳市公立醫院預算項目支出為11.87億元，其中港大深圳醫院就占到10.5億元。

除了前期投資興建的35億元，深圳市政府還承諾補助港大深圳醫院前5年的經營開支，醫院開業前為100％，開業后逐年減為70％、50％、30％。

《中國新聞周刊》的一篇報道顯示，2015年，深圳市政府財政撥款占港大深圳醫院全部收入的三成。深圳市衛健委體改和基層處處長李創談到，對于一個新開業的公立醫院來說，它的醫療衛生服務收入能力較低，政府需要加大補助力度，支撐其運營初期的各項業務開展。待醫院走上正軌，深圳市政府就會按照“以事定費、購買服務、專項補助”的方式提供補助。

不過，從醫院建院之初，醫院就和地方政府達成了協議，5年后，港大深圳醫院不再享受特殊的財政補貼，小兒子終究是要自力更生。

5年大限，也就是2017年來臨時，港大深圳醫院披露的財政數據顯示，2017年財政投入1.69億元，相較前幾年大大減少，僅為2016年財政補助5.14億的1/3。

根據港大深圳醫院官網披露的財政數據，2017年醫院收支結余負5016萬元，不過，到了下一年2018年，醫院開始扭虧為盈，實現結余1億元。

港大深圳醫院發展靠的是“開源節流”：

一是發展國際醫療中心，通過高端醫療收入彌補基本醫療的資金不足，以保證質優價廉的公立醫院服務。有學者表示，這是港大在擔心財政投入減少之后，才想出來的補償“藥方”，且這條道路能走通是因為政府開了綠燈。當2009年新醫改規定公立醫院開展特需不超過10%，港大深圳醫院允許自主定向做到30%，2021年醫院特需醫療收入占比預計14-15%，收入3億多。

另一項創舉打包收費，是港大深圳醫院調節收費的重要杠桿。

四項打包收費，門診掛號費100元，住院打包收費255元/日，全科打包收費200元，手術按病種收費，讓港大深圳醫院有了更多結余。

這對于病人來說意味著透明收費，全科門診200元涵蓋了檢查和7天藥品費，住院打包收費255元確保了每天花費的穩定支出，手術打包收費讓患者在入院時就能大概了解到住院時間和費用，不用擔心大檢查、過度醫療，也無需擔心因為感染、并發癥產生額外的治療費用。

這項制度在最初頻頻遇阻。全科門診打包收費200元，是港大深圳醫院根據各項支出計算后得出的。這個數字一度被深圳市物價局降到130元，發現醫院實際在虧損，才同意將收費標準提高到200元。

港大深圳醫院黨委書記徐小平在2021年6月上海創奇健康發展研究院主辦的一場演講中介紹，港大深圳醫院有67個手術病種進行打包收費，除了住院255元/天的均價外，手術打包收費的價格是其他市屬醫院的七折左右。以腹腔鏡膽囊切除術為例，港大深圳醫院價格是14100元，廣東省的平均價格是19000元，醫院節省35%。如果按照項目收費9000多塊，醫院還能夠盈余35%，節省了28%。

不同于其他醫院拼命創收，港大深圳醫院走的是一條降成本的新路。港大深圳醫院藥占比19.98%，在診療量低于同級醫院的情況下，其藥占比還低于深圳的20.7%。衛生材料收入只有12.1%，低于其他醫院的16%。

用徐小平的話說， 在這場麻將對戰上，擂臺上的政府、醫保、患者、醫院都贏了，只有隱藏在桌下的供應商少賺一些。

打包收費，證明了降低成本來調整結構的可能。但也有受訪者表示，靠省錢走出來的路，終究是難以為繼的，“如果是需要用高端來補，說明這條路沒有走通。”

不過，也有醫療界人士認為，打包收費在今天看是可行的，但隨著疑難雜癥、高齡患者增加，隨之而來的基礎病管理、并發癥治療費用上漲，將來可能會虧損。沿用這條路，打包費用必定上漲。

醫改試驗孤島？

政策執行過程如漏斗，在一層層的篩選淘汰與機緣巧合中，恰好每一層都剛好有想做事、能做事的人，才促成了改變的發生。某種意義上，它只能在深圳發生，甚至只有這一家醫院做成了。

為什么發生在深圳？它擁有一河之隔的地理優勢，是首批16個公立醫院改革的城市，這里的一切都是年輕的，也具備培育創新的土壤。

深圳在醫療衛生投入方面是絕對的優等生。全國對公立醫院財政直接投入占總支出的比例剛過10%，而深圳的數字是32%，居全國首位。一所新醫院的建設需要前期大量投入，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有經濟實力，并且愿意持續出這筆錢。

為什么只有港大深圳醫院？它恰好發生在以藥養醫的大背景下，高薪養廉的基礎，是財政撥款保證醫院活下來，并且給予醫院極大的自主創新空間。這所醫院所做到的一切，都有恪守理念的人，以及香港模式的引領。這條路能過走通，也因為在特需醫療上開了綠燈，但這樣的做法并不符合公立醫院的定位。

這樣的成功也許不易復制。醫改的推進并不是一條方向確定的筆直馬路，而是隨著不斷的阻礙與試錯，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只有搖擺才能確保一直走在路上。

港大深圳醫院的去編制、高薪資、降成本，也是深圳醫改的縮影和雛形。2015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全面取消所有新建公立醫院編制，實行按崗聘用、以崗定薪。這樣的薪酬結構調整，在今天藥品、耗材集采的大背景下，更具有借鑒意義，擠出的灰色收入水分，最終應該回填到醫生收入上。

不過，在強調公立醫院公益性、加強編制的當下，港大深圳醫院的去編制化改革，突然變得有些不合時宜。今年年初，國家衛健委明確加強公立醫院編制，這一舉措讓“醫療市場化”的改革之路按下了暫停鍵。這一“綠色通道”的打開，從援鄂醫生返回后破格辦理編制，就可看出。強化編制，就意味著財政要加大投入力度，但這筆錢從何而來呢？

在幾乎所有受訪者看來，港大深圳醫院更像是一小塊試驗田，改革經驗有待總結，麥田里長出金黃麥浪了嗎，要等到豐收的季節到來才知道。

一個另類的醫療體制移植到內地的土壤，也許一朵花活了下來，但南橘北枳的故事并不少見。這樣的經驗顯然不可能全盤復制，但反過來說，如果最后只有這樣一家醫院存在，改革不就是失敗了嗎？

當外部環境迫使著所有公立醫院追求效率，當初吸引著醫生前來的輕松、以患者為中心的工作環境，是否會變味？不管是在公開演講還是學者調研中，港大深圳醫院管理層也表示開始重視效率，追求香港質量與內地效率之間的平衡。前述學者的隱憂反而是，港大深圳醫院是否會被內地的醫療體系同化。

有這樣一種模式存在始終是好的，就像是土壤里開出了不一樣的花朵，但長時間下來，花朵最終是會盛放繁衍，還是會逐漸枯萎呢？

陳鑫｜撰稿

徐卓君｜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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