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賽柏藍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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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繼續打擊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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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兩個月6次強調醫療反腐

1月25日，《人民日報》第01版刊登《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

中紀委在部署2021年任務中強調，持續糾治教育醫療、食品藥品安等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堅決懲處涉黑涉惡“保護傘”，完善民生領域損害群眾利益問題治理機制。

從去年12月至今，不到兩個月時間內，這已是中紀委第六次強調醫療反腐。

12月10日，中紀委連發兩篇文章點名醫藥購銷腐敗，翻看醫療腐敗窩串案的案卷，可以發現涉案人員中藥劑科工作人員占據較大比重。

12月24日，中紀委官網發布通告稱，據云南省紀委監委消息：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原副院長馬某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已主動投案，目前正在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1月17日，中紀委官網發布《新規約束醫藥代表行為斬斷藥品回扣利益鏈》顯示，醫藥行業迎來更嚴監管。回扣問題危害巨大，但不應將責任完全歸咎于醫藥代表，分制藥企業在經營觀念方面的偏差才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1月22日，中紀委繼續發布消息，披露原深圳衛生系統官員落馬的細節，提及作為衛生監督管理部門負責人從準入與執法的監管流程收受賄賂，以致部分劣質醫療機構得以免受監管處罰。

在此之前，去年12月9日，義烏市中醫醫院對20余家藥械供應商進行集體約談。更早之前，北京中醫藥大學房山醫院紀委也組織召開了藥品、醫用耗材供應商廉潔承諾集體約談會，共有50余名藥品、醫用耗材供應商被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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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反腐，不只在我國

醫療反腐不只是我國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在美國、德國等國家依然是個難題，其中德國較為典型。

1994年，德國心臟瓣膜銷售回扣丑聞曝光，引起德國社會極度震撼，截至1997年7月，檢察機關啟動了超過1500個調查程序，涉及大約11000起個案，牽涉到全德32所大學附屬醫院。

從那時起，德國開始真正重視醫療行業腐敗問題，但時至今日，醫療腐敗仍然是德國社會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

根據人民網消息，德國醫生協會主席蒙哥馬利今年年初曾向媒體透露，僅2012年一年，德國就有近1000起針對醫生接受醫藥公司賄賂的調查事件，其中480起涉及某醫藥巨頭向醫生行賄，以便醫生在給病人開處方時優先考慮該公司的產品。

江蘇大學法學院相關研究人員曾在《醫學與哲學》期刊發布文章表示，醫療行業腐敗難以治理的關鍵原因在于醫商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醫療機構及醫生與醫藥產品供應商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

一方面，醫方在眾多領域中依賴于醫藥產品供應商的資助，另一方面，醫藥產品供應商對于醫方也存在一定的依賴關系，因此很多醫療腐敗非常隱蔽，難以與正當行為相區分。

德國的司法實踐和學術界已經意識到，人們在醫商合作關系上的創造力是無窮的，如何恰當地確定非法“利益”始終是個難題，并且由于醫商合作關系存在的必要性，醫療反腐已經陷入了一個矛盾的怪圈：

一方面是司法部門必須竭盡全力審查所有醫商交往，任何約定或者協議都能構成醫療腐敗的“初步懷疑”；另一方面是醫學界和醫藥工商業界不得不擴大和加深合作，并且醫學界越來越離不開醫藥工商業界的經濟資助。

司法部門必須一方面擴大對“利益”的解釋，另一方面又必須謹慎地適用法律，防止過度的法律干預扼殺了合法的科研和經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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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律師制度會有用嗎？

在此之前，中國藥科大學相關研究人員曾發布文章表示，公立醫院藥械市場未遵循一般市場中所遵循的“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供過于求價格下跌”，“價格越便宜的東西銷量越大”等價格均衡理論中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

相反，中國藥品需求隨著價格上漲而上漲。

中國藥科大學國家藥物政策與醫藥產業經濟研究中心項目研究員柳鵬程曾對賽柏藍器械分析，這主要因為醫藥行業的產品使用者和選擇者被分開了——雖然消費者付費，但他們并不能決定使用哪個耗材或藥品。

除了斬斷醫師與產品之間的利益鏈條，醫療律師制度會不會也是解決辦法之一？

廣州工商學院二級教授谷興榮曾分析，在現行醫院運作機制下，要緩解緊張的醫患關系，推行醫療律師制度，或許是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

通過培植醫療律師隊伍，代替病人提升病人的產品選擇權，即對病人的每種醫療服務需經代理律師認可后，才能實施，能夠有效防范醫療腐敗行為。

同時，在發生醫患矛盾后，病人也可以委托醫療律師打官司，或由醫療律師負責向病人及親屬解釋相關情況，緩解醫患矛盾。

美國、日本早已普遍推行醫療律師制度，使醫患之間的平等性有提高，關系有改善。

另有觀點認為，但是在我國，患者數量與醫療律師數量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基層醫療、患者教育有待發展的現狀，又給醫療律師制度的可行性打上了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