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z_popeye

 

「剛剛 29 床家屬把你換藥的過程全錄下來了。」

 

膽胰外科醫生程薇（化名）正在換藥室處理用過的器械，聽見緊隨而來的同事說了這樣一句話：「很小一個設備，看著還挺專業，不知道他們錄這個要干嘛。」

 

這個消息被程薇的大腦迅速處理成一種警報信號，瞬間，她整個人都緊張了起來，腦海里一幀一幀過著剛才的操作細節。「我很擔心有什么地方出現疏漏。」

 

所幸，上萬次的重復動作在她身上幾乎留下了肌肉記憶，在確認自己的操作無誤后，隨之而來的是惱怒和無奈。

 

「我感覺自己就根本沒被尊重，」回憶起那次經歷，程薇這樣說，「我覺得自己對工作已經盡心盡責了，但人家可能從一開始就沒打算信任我。」

 

氣憤中，程薇再次返回病房，試圖讓患者和家屬刪掉剛才的錄像，但家屬似乎沒能理解程薇的用意。「我當時可能語氣也不太好，說了幾句就吵了起來。」程薇說，患者和家屬還質問她，如果不是心虛，為什么要急著刪錄像。

 

為了避免投訴帶來更大的麻煩，程薇最終用退讓平息了這場風波。有高年資的醫生安慰程薇說，這樣的事情臨床上太常見不過，多經歷幾次就好了。

 

但程薇的困惑依舊沒有被解答。「你走在大街上隨便被人拍照錄像，也會覺得生氣，覺得被冒犯吧。」「為什么隨便給醫生拍照錄像，大家就認為是沒問題的呢？」

 

 

錄音背后，難以逾越的信任鴻溝

 

程薇的經歷并非個例。

 

丁香園論壇上，就曾有站友發帖求助：一個上午門診，被兩個人錄了音，三個人錄了像，該怎么辦？而在丁香園一次對 2700 名醫護人員的問卷調查中，有高達 86.3% 的醫生都有過被患者拍攝錄音的經歷。

 

被拍攝的醫生中 70.7% 選擇拒絕

圖源：丁香調查

其中最為「著名」的事件，當屬廣州「錄音門」。

 

2011 年，一名 1 歲多的小患者因重癥手足口病，被送到廣東省婦幼保健院接受治療。因為病情嚴重，小患者立即被送進 ICU 上了呼吸機。

 

但患者的父親卻對醫生的做法存有疑惑：「孩子進來時活蹦亂跳，怎么一下子就要進重癥監護室？」

 

不信任的種子就此埋下，這位父親要求參與專家會診討論并全程錄音，對醫生診斷和往來電話也錄了音。「畢竟是嘴上說的東西，我要對孩子負責，所以就做了錄音。」

 

在經過媒體報道后，這一事件迅速吸引了全國范圍的廣泛討論。與此同時，家屬的行為和輿論關注也給醫療團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當事醫生曾在采訪中表示，此事過后，不愿再做臨床。

 

「干這行快 30 年了，但像這么強的無力感，確實很少有。」

 

在當時的新聞評論區里，意見相悖的兩方涇渭分明：站在患者角度的人認為，這是普通群眾面對醫學難題時的無奈之舉，合情合理，但不少醫生也直言：「只要你錄音，我就明確攤牌，你的病我治不了，請另請高明。」

 

當錄音錄像被患者和家屬用來作為一重「保險」的時候，它清晰地展露出了醫患之間難以逾越的信任鴻溝。自身權益受到實際威脅，我們該如何用法律武器自我保護？

 

 

「偷錄」內容可以作為證據嗎？

 

面對錄音錄像的患者，絕大多數醫生都覺得反感和排斥，也有人表達了態度鮮明的拒絕。

 

圖源：丁香園論壇

 

但這種拒絕實際上收效甚微：當患者開始錄音錄像的時候，醫生們可能根本還沒有察覺。

 

這些未經允許的拍攝行為是否會侵害醫生的合法權益？

 

來自國浩律師（天津）事務所的張永泉律師認為，如果錄音錄像主要圍繞著醫生的工作進行，表現了醫生應盡的診療義務，那么，通常很難認定侵犯到醫生的隱私，或威脅到醫生的名譽。

 

「一般來說，患者錄音錄像的目的主要是記錄信息，以防自己記錯、記漏醫生說過的話。在這種情況下，醫患雙方很少因此發生糾紛。」張永泉律師說，依照以往經驗，一旦錄音錄像被用做重要證據，那多半意味著醫患雙方出現了診療上的分歧，「醫生的口述內容可能和書面記載或患者的理解之間出現了差異。」

 

那么。在出現糾紛，訴諸公堂的時候，錄音錄像可以被用做證據嗎？

 

「如果錄音錄像中可以表現出，醫生對此是知情的，存在爭議的可能性就會小很多。」張永泉律師說，「問題主要集中在未經允許的『偷錄』上。」

 

想要作為證據使用，錄音錄像首先需要符合證據的三個關鍵屬性：真實性、相關性、合法性。

 

首先要看，錄音錄像的地點是否在公共的診療區域，比如診室、病房、護士站，而并非侵入到醫生的私人生活空間記錄。其次要考慮，這份錄音錄像能否客觀地反映醫患雙方的身份。最后要確認，整個錄音錄像的內容是否圍繞著診療過程展開，記載的內容是否清晰真實準確，是否經過了斷章取義的剪輯或者拼接。

 

「只要能夠整體流暢地反映事實，符合證據的關鍵屬性，錄音錄像都可以被法庭作為證據采納。」

 

從「書面同意」到「明確同意」

 

今年 5 月，《民法典》誕生。其中一處重要改動，就是將醫學告知中的「書面同意」改為「明確同意」。

 

 

「在之前的一些糾紛中，告知書上或許有簽字，但患者可能沒有看，或看不懂告知書的內容。」

 

張永泉律師介紹了一起發生在沈陽的醫療糾紛案：在這起案件中，醫院出具了有患者按壓指紋的知情同意書，稱自己已經盡到了告知義務；但在患者的描述中，他被叫到護士站，把手指按在采集指紋的機器上，電腦里隨機就一次性打出了數十份帶有他指紋的告知書，但告知書上的內容，醫生卻沒有詳細講解。

 

「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但像這樣把告知義務變成『走個過場』的情況確實存在。」張永泉律師認為，民法典新規實際上對醫療告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局限于書面形式，也意味著一旦發生糾紛，我們不能用一張簽字來證明患者已經知情，需要提供更加有力的證據，說明自己盡到了告知義務。」

 

顯然，錄音錄像作為證據的重要性正在不斷提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患者的錄音錄像行為，醫生又該怎么做？

 

有丁香園論壇戰友表示，自己越來越能「心平氣和」地對待患者的錄音要求。「我會坦然地告訴他，不必偷錄，可以正大光明地公開錄音錄像。」而在遇到一些復雜病例時，也有醫生會主動向患者建議：「我要說的東西比較多，你最好錄下來，以免記錯。」

 

張永泉律師建議，當錄音錄像發生時，醫生最應該注意的重點是「言行一致」：「盡量減少書面記錄和口頭告知的內容差異，不刻意地簡略告知內容，也不刻意去誘導或誤導患者，只要做到這些，就不用擔心患者錄音錄像。」

 

 

醫患之外，我們還能做什么

 

去年 7 月，山西省衛健委開展「醫德醫風專項整治活動」，鼓勵患者采取「隨手拍、及時拍」的方式舉報投訴。但「錄音錄像」本身就是一個醫患之間的敏感話題，在這種背景下，「隨手拍」的舉報方式顯然會進一步加深醫患之間的不信任。

 

山西省衛健委網站截圖

 

而一些醫生為了盡可能記錄事實真相，選擇未雨綢繆地給自己的工作錄音存檔，以備不時之需。然而實際操作上，這種自發的「反錄」行為不僅更添一重工作壓力，錄音錄像的質量也很難得到保證。

 

張永泉律師介紹說，他在給一些醫院進行醫療安全講座時，時常提到的一點就是醫院應該設立專門的談話室。

 

「專業的談話室應該配備監控攝像和錄音設備，在保證患者知情的前提下，完整記錄告知和談話的內容。」張永泉律師說，目前北京等地的醫院已經開始為此投入精力。「很多醫生也學會和習慣去使用談話室。如果進行了比較重要的談話，還可以向醫院申請保存這段記錄。」

 

除了談話室之外，不少醫院也在推動監控系統的完善，盡全力服務于醫院的每一個角落，但這樣的利好舉措也同時帶來了新的問題。

 

去年 2 月，一位女患者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受心電圖檢查時，意外發現墻面上安有監控攝像，正對體檢床。患者擔心自己的隱私泄露，質疑監控合理性，最終選擇報警處理。

 

港大深圳醫院心電圖室監控攝像

圖源：南方都市報

 

如何在設立監控的同時保護患者隱私？張永泉律師認為，在大廳走廊等公共區域設置監控一般不存在爭議，但診室能不能設立監控，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些進行問診、開藥、病歷書寫的診室，布局比較公開，人員隨意出入，可以認為是公共區域；但如果在一些需要進行體檢、超聲、影像學檢查的地方，或婦產科等特殊診室設置監控，就可能存在侵犯患者隱私的風險。

 

18 年 9 月，滴滴出行推出網約車全程錄音功能時，也曾遭受到侵犯隱私的質疑。對此，滴滴的處理辦法是，在錄音前告知乘客和司機，并將錄音加密保存至官方平臺：如果行程中無差評、無投訴，已經上傳的錄音會在 7 天后自動刪除；只有在出現投訴或糾紛的情況下，錄音資料才可能被調取，并需要在調取前獲得乘客授權。

 

滴滴的經驗或許也可以給到我們參考，隨著操作和設備的逐步完善，錄音錄像應該成為一種對醫生和患者都有利的雙面保護。（策劃：gyouza）

 

致謝：本文經 國浩律師（天津）事務所 張永泉律師 專業審核

 

題圖來源：圖蟲創意

參考資料：

[1]丁香調查《一個上午門診，我被 5 個患者拍攝錄音：醫院里無處不在的偷拍》

[2]羊城晚報《穗「錄音門」引熱議，省衛生廳副廳長：誰來化解》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4] ifanr《滴滴開啟全程錄音功能，真的能讓悲劇不再重演嗎？》

[5]南方都市報《女患者露胸檢查見攝像頭對著自己，港大深圳醫院整改并道歉》

[6]山西省衛健委《山西開展醫德醫風專項整治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