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藥研發注定是一個需要多部門、多單位協同參與完成的系統工程，但當基礎研究與企業的需求分別朝兩條線背道而馳，當學術界、工業界和投資人分別在講三套彼此之間無法理解的語言時，創新藥的生態就注定不會理想。

“總的來說，我們的基礎研究與企業的需求，目前是在兩條線上。從高校的角度講，基礎研究在大學里面，追求的結果是發文章，并且確實我們國家這些年，SCI文章數量已經位居全球第二位，高水平、高質量的文章不斷涌現。但是，發表完文章就束之高閣不能往下走，缺少行之有效的藥物，這與企業的需求還是有很大距離。”

2020年7月11日，在2020中國抗病毒藥物創新大會上，山東大學藥學院院長劉新泳很是感慨。在此前的演講環節，劉新泳介紹了疫情期間由山東大學藥學院研究團隊所進行的推進抗病毒藥物老藥新用的研發工作，但也深深感覺，藥物的研發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在當前的產、學、研、資相結合方面，目前仍然做得不是非常緊密。

山東大學藥學院院長劉新泳

而這也正是當前行業中最為關注的一個情況。一場新冠疫情的爆發，更加使得產業界和學術界看得清晰，即當危機到來之時，唯有多方合作才能共克時艱，沒有哪方角色能夠真的憑一己之力來解決新藥研發這一關鍵問題。

在論壇中，上海醫藥總監、研發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柯櫻、山東大學藥學院院長劉新泳、凱萊英醫藥集團首席運營官楊蕊、金斯瑞生物戰略研發副總裁邵翠英、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洪坦、前沿生物董事長謝東等來自產學研資等各方面的代表，對此問題做了集中討論。核心問題只回答一個：面對病毒大流行，產學研資應如何打破藩籬，才能實現有效的共享合作？

01  學術界、工業界和投資人在分別講三套語言

“在我們跟這么多合作伙伴合作的過程當中，有幾點大家要談的非常清楚，第一個就是合作的目標是什么。”圓桌討論中，前沿生物董事長謝東直言。

前沿生物董事長謝東

謝東是當前新藥研發公司里兼具學術界和產業界背景的專家，學術領域，其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量熱中心任執行主任，也曾任清華大學訪問教授、美國國家癌癥研究院Frederick癌癥研究與發展中心生物化學結構項目及生物醫學巨型計算機中心助理科學家、生物物理實驗室科學家及負責人。而在產業領域，其創辦的前沿生物已自主研發了國家1.1類長效抗艾新藥艾博衛泰，成為全球首個進入III期臨床試驗的長效艾滋病新藥。也正因此，其對于產、學、研之間的結合體會的更為深刻。

“對于一個企業來說，我們的目標是定是做產品出來。而對于我們科研的合作伙伴來說，很多可能是發表一篇文章，或者是做出重大的科學發現。”在謝東看來，這一問題上的區別更多可能在于科學發現的角度不同。例如對于產品來說，第一個要關注的是質量控制，第二是有沒有嚴密的知識產權保護等，而這并不會是學術界所主要考慮的。

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洪坦則也持同樣的觀點。“教授要聽得懂工業界和投資界的邏輯判斷，比如要知道做CMC有多難，臨床多難咱們得有考慮，工業界的很多人幫助學術界來不斷進行引導，直至做出產品。”

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洪坦

當然，洪坦認為這個過程一定是雙向的，即產業界也應當聽得懂學術界的語言。“現在學術界、工業界和投資人里面講了三套語言，雖然我也在高校工作過，但是我確實聽不懂學術界的語言，很多的這種他們認定的創新點，靶點也好，他的邏輯思維更多的是發文章，我們投資人來講是怎么樣把產品做出來，這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在其看來，這兩年實際上已經開始有所改觀。“工業界的把我們逐步往前帶，跟學術界談，逼迫我們更多的理解真正創新靶點的機制，未來會怎么樣，第二個確實有很多工業界的人已經意識到創新靶點的價值，他們會幫助很多學術界翻譯這套語言，所以我還是挺看好在未來的，如果真正創新時代來的時候，真正的產學研，生態一旦形成這種趨勢會很快帶動起來。”

而金斯瑞生物就已經嘗到了產學研結合的甜頭。金斯瑞生物戰略研發副總裁邵翠英介紹，此次疫情期間，金斯瑞的cPass? sVNT Kit的新冠病毒中和抗體檢測試劑盒就是跟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王林發教授合作的。據了解，這是全球第一款快速檢測新冠病毒中和抗體（NAbs）的試劑盒，將病毒中和實驗檢測速度縮短到一小時之內，且無需用真病毒進行高危險實驗，無需在嚴格的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環境中進行檢測。“王教授有IP，但是沒有生產能力，通過與金瑞斯合作，然后生產出來”。在生產之后推向市場的過程中，由于時間緊迫，又找合作公司布局渠道，“現在這個試劑盒已經在新加坡、歐盟得到認證，廣泛的用作檢測”。

金斯瑞生物戰略研發副總裁邵翠英

02  Miss掉這個時代是我們最大的焦慮

盡管在檢測試劑盒方面進行得非常順利，但在邵翠英看來，疫情當下，每家公司或許還是有每家公司的焦慮。在“研”這一方面，對于金斯瑞而言，在中和抗體方面的推進就是其一。相較于試劑盒而言，中和抗體的研發、臨床、生產等都要面臨更大的挑戰。“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其實是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對因為疾病本身所存在的不可預期性，企業在面臨非常大投入的情況下，接下來做還是不做，投入多達做？很多地方或許還需要再探索，是不是將來能做得更好。”

而確實每家公司也都在面臨著不同的焦慮，“產”也是如此。“就在昨天，美國發布了一個消息，以輝瑞為主的大的制藥公司發起超過10億美金以上抗感染藥物的研發基金，我們在新冠之后我感受最深，像我們這樣的CDMO公司很焦慮。”已經是國內CDMO領域龍頭企業之一的凱萊英醫藥集團的首席運營官楊蕊在圓桌中如此表示。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之所以有焦慮是因為疫情之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凱萊英醫藥集團的首席運營官楊蕊

楊蕊透露，因為疫情期間，很多國外大的制藥公司抗病毒相關的藥物必須要滿足供貨，作為CDMO企業凱萊英也是在進展滾珠哦，“很多的供貨已經有幾十噸了。”楊蕊表示，此前凱萊英做的很多業務是國外市場，但也希望能夠在國內的抗病毒創新藥研發中，在快速進入臨床、快速商業化生產等環節做更多的事情。

而在“資”方面，洪坦則坦言，“作為做VC的投資人，我們的焦慮是當一個時代快速來的時候，你miss掉這個時代。”洪坦表示，近幾年來，真格生物醫藥變化飛航大，很多的新治療技術和方法出現，國內外的技術不斷迭代，細胞治療、基因治療、RNA……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都會加大投資人的交流。而如何應變？在洪坦看來，一個國際的眼光或許才是必須。

“站在我們投資人的角度講，我們要從全球的眼光知道未來2年、3年、5年發生的事兒。不管是討論治療方案，還是我們在討論的產學研融合，如果僅僅局限在國內，一定會很容易被miss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