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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去年12月下旬開始算起，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流行了4個多月。疫情首先在中國流行，目前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共同話題，截至5月16日，中國已經累計確診8萬多人，全球累計確診457萬人以上，而歐美國家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曾光認為，中國公共衛生基礎薄弱，且不如美國，但中國作為最早爆發疫情的國家卻能很快控制疫情，是得益于中國以舉國之力應對傳染病大流行，且采取人道主義措施，對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一律免費檢測、免費治療、免費醫學觀察。
但也正是中國舉國體制的優勢，掩蓋了公共衛生的基礎薄弱。很長時間以來，公共衛生系統都是被忽視的對象，但提出武漢封城、對疫情進行流調、提出病毒14天潛伏期，都是疾控中心所做的事情。
曾光認為，中國公共衛生系統的薄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前有觀點提出將改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嵌入醫改中，但曾光認為，公共衛生體系要為整個國民健康負責，應該高于醫改，更應該從頂層設計入手，舉國體制來建設。
曾光，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專家。2003年SARS期間，曾光最先提議關閉當時疫情嚴重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他首先建議建設小湯山醫院。當年4月28日，曾光受邀給領導講解SARS防治。
近日，E藥經理人獨家專訪曾光，就新冠疫情總結、反思以及中國公共衛生系統的改革提出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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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場百年不遇的疫情，對中國來說是需要舉國體制來應對的“大疫”。對中國來說，這是17年來遇到的第3次，前兩次分別是2003年SARS和2009年新甲流防控的舉國體制應對，其中也掩蓋了我國公共衛生的一些弱點。
我國疾控系統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是很有優勢的。老防疫站在當時那么困難的情況下，我們1960年就消滅了天花，比全世界早了17年，還有血吸蟲、蕁麻疹、瘧疾，都被成功控制。
上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集中力量搞經濟。那么就得有一部分人先坐冷板凳，防疫系統就屬于坐冷板凳的。只花錢不掙錢，地方政府就不愿意全額投入了。那時候的防疫站站長都在想怎么樣掙錢，怎么樣減少花錢，這種情況下怎樣體現公共衛生？這種影響到現在都沒有消除干凈。
2003年4月28號，我接到當時衛生部一個特殊任務，要給領導講SARS的科學防治。講座即將結束的時候，我脫稿說：“疾控系統的困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會議結束第二天，領導到國家疾控中心辦公樓來，看到大樓第一眼他說：怎么疾控中心連一家三甲醫院都不如？中國那么多三甲醫院，可是全國疾控中心只有一家呀！從這時就引起了疾控系統從上到下的建設，開始了各級衛生防疫站的建設。
2019年是醫改十年，國家對醫改非常重視，每年醫改經費投入都是20%、30%的增加。當時醫改提出“四梁八柱”，其中一梁是公共衛生服務，實際上它是個不承重的梁，并沒有給我們疾控系統帶來多大變化。用于老百姓的公共衛生費用的增加，我看也就是抵消了通貨膨脹。當時出了很多丑事。為了掙錢，很多疾控系統的人不愿意去做技術性很強的事，去做什么了？賣疫苗、查體多掙錢。
我們知道縣疾控中心從前兩年開始，疫苗取消收費了，表面上看是回歸疾控中心的功能，靠賣疫苗本來就是不對的。在醫改中，我們把藥品差價取消之后，大幅增加了醫事費、檢測費、手術費、住院費等，醫院的收入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但對疾控的改革卻很隨意，疫苗取消收費之后沒有任何補償，你看下一步會發生什么？
這造成疾控系統的人才紛紛離開，最近三年疾控中心業務骨干走了100多個。更嚴重的是什么？好學生不到疾控系統來了。國家疾控需要高檔次人才，既有醫學知識，又有公共衛生知識，還得懂得法學、倫理，需要有膽略，能夠左右局勢。
但是這些高檔次人才去哪了？跑了。有一次我跟北大公共衛生學院和復旦公共衛生學院兩個院長在一塊兒說，只有1%、2%的畢業生到疾控中心來。
中國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為什么控制得好，關鍵還是疾控發揮了作用。
按說公共衛生的分量應該比臨床醫生要大。SARS期間，我們提建議，就是封閉北京人民醫院，把北京的SARS患者遠離郊區，我們提議建立小湯山醫院，這是SRAS疫情的一個轉折點。政府采納了，但是有一個人給你送過鮮花和掌聲嗎？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疾控人員去調查每一個感染者，包括有癥狀的、無癥狀的，調查控制了所有的密切接觸者，正因為中國有了疾控，有了一幫待遇雖低但還在努力工作、忠于職守的人。國家一有困難，忘了過去的待遇低、忘了過去的牢騷，沖在前頭，這就是中國疾控人。
整個疾病潛伏期14天時我們調查出來的，中國標準全世界都在用。每一例患者有多少密切接觸者，誰搞清楚的？是疾控人。
但疾控做了這些事以后，媒體宣傳的少，疾控甚至做了好事還要受批評。因為疾控不能發出聲音。如果上級不為他說話，只有挨著，盼望大家慢慢知道真相。
這種批評從我們國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開始了。武漢的疫情，他不是從正規渠道得到的消息，而是在網上看到武漢內部文件。這就說到為什么疫情直報系統沒有發揮作用。
SARS之后，我國形成了疫情直報系統，所有醫院哪怕一個縣城、一個鄉鎮衛生院發現法定傳染病疫情都可以根據軟件直接上報，報到國家疾控中心數據庫，且任何人不能隨便更改。
但問題在于另一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系統出了毛病。各級疾控中心都是橫向管理，所有疾控中心主任都是當地衛健委任命，要通過當地的組織部門。所以報不報疫情，地方有很大權利。而有些地方政府認為報疫情對城市形象是有影響的，比如在評比衛生城市的時候。
所以應該從制度上鼓勵疫情報告。疾控系統不宜都采取橫向管理，至少再兩件事上，縱向的權利要大一點，要有否定權。其一是干部任命，其二是衛生監督。
公共衛生，公字當頭，它是姓公的。我用五個字來總結公共衛生特點：公有、公益、公平、公開和公信。
第一，公有。既然是公有，那國家投入要足夠，得讓系統人員安心工作，沒有后顧之憂。
第二，公益。公益就是它的產品是完全是沒有專利，無私的提供給服務對象的，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比如說疾控中心搞那么多宣傳教育，一分錢不收，比如說開展的話預防接種，都是為老百姓服務的。
第三，公平，我們這次就做得很好。所有新冠肺炎患者不管年齡大小，不論貧富、職業，一律免費檢測、免費收治、免費醫學觀察，不過這實際上是政府承擔的責任。
第五，公信，全社會響應了政府武漢封城的號召，武漢人承受了苦難。
很多人不了解公共衛生，包括把公共衛生改革套在醫改里頭的人也不懂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的話是個大的概念，需要舉國體制來建設，比如這次武漢封城要涉及到多少單位？比如禽流感跟農業系統有關系，大氣污染對人健康有影響，環保系統要承擔責任。再比如勞動衛生、職業衛生，任何工業企業都要承擔責任，才能保證工人的職業健康。
但醫改搞設計的時候問過公共衛生的人嗎？公共衛生有發言權嗎？沒有。時間長了，公共衛生是“被改”的。
公共衛生體系要做出改變，我認為首先第一條：搞清楚什么是公共衛生。搞不清楚就改，永遠都是虛的。
首先要有頂層設計。國民健康在國家處于什么位置？國民健康應該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提高全民健康、提高公眾健康素養，不可能只靠醫院，還是靠公共衛生減少危害全民健康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需要把健康融入一切政策。
此外，公共衛生的問題應該是，即使不發生，也都應該防。不打仗得練兵，應該把中國公共衛生隊伍真正建設成一支捍衛中國公共衛生安全的能夠戰斗的隊伍，并且養活這支能征善戰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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