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衛

來源：健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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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遲早要向醫生集團這個方向走的。”醫生謝汝石堅持這樣認為。

 

2016年，時任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綜合病區主任的謝汝石向院領導提交了辭呈。此前的29年時間，他和中國百萬執業醫師一樣，過著周而復始的診室生涯，直到終于無法忍受公家那身白大褂與自我價值之間的撕裂感，決意走出體制。

 

離開后，謝汝石和另一個醫生好友聯手創辦了博德嘉聯醫生集團，拿到了全中國第一張注明“醫生集團”字樣的營業執照。在此之前，因為缺乏對新生事物的相關規范，一些醫生集團受注冊規定限制，只能以“醫療科技有限公司”“醫生管理有限公司”的名義注冊。

謝汝石展示營業執照。新華社記者 毛思倩 攝

 

直到2016年，深圳市衛計委跟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共同討論，決定要支持醫生由“單位人”到“市場人”身份改變的嘗試，探索這一新生事物的運營組織模式。“醫生集團”這來之不易的四個字，才突破性地誕生在了深圳這片熱土。

 

改變已經習慣了29年的生活，需要莫大的決心。謝汝石的動力之一，就是堅持認為醫療機構應當解決勞動力價值的問題。診療場所只是為醫生的醫療工作而服務，患者購買的也是醫生的服務，醫生集團的形式就可以把許多醫生整合起來，打造品牌，去為患者提供優質服務。

自從中國新一輪醫改開始，業內有個至今未能妥善解決的問題，即醫療行業人力資源配置機制。通俗的說，醫生的職業價值要如何體現？手術收紅包？賣藥拿回扣？還是堂堂正正的提供醫療服務？

 

一個繞不開的倫理話題是：治病救人的工作，到底該值多少錢？

 

 

看病難，醫生也難

患者來源是醫生集團發展的關鍵

“看病難，看病貴”是新醫改想要解決的突出問題。

 

一方面，大量的醫療資源集中于公立醫院，尤其是大三甲醫院；另一方面，大量的醫療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這種資源錯配使得醫生無法完全施展自己的能力。憑借幾乎“壟斷”的優勢，大三甲的醫生能很容易地靠身份優勢，獲得灰色收入，而不在這個“圈子”內的醫生，則很難取得匹配工作強度的陽光收入。

 

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到“允許醫師多點執業”，這為醫生集團的真正創立奠定了政策基礎。

 

解除醫院對醫生的捆綁，讓醫生的醫療服務實現價值回歸。這是醫生集團成立的初衷。醫生集團由一群醫生以合伙制或股份制形成執業機構，醫生與機構之間不存在人身依附關系，類似合伙人律師與律所。

對醫生而言，這種方式的風險之一，就是缺乏了旱澇保收的組織依靠。因此，很多醫生只選擇多點執業，而非徹底離開體制。但謝汝石出走的決心很大，他堅持要辦離職手續，“不（繼續從公家）拿一分錢，我才能理直氣壯的去做創業”。

 

只是，短短兩年后，謝汝石的第一次創業就折戟了，從親手創立的醫生集團離開時，謝汝石發了篇微博總結醫生集團的四大問題：政策法規的執行細則沒有落實，醫生集團缺乏個人品牌，沒有商業化醫院平臺，資本缺乏對醫療成長的理解。

 

名醫創業遇阻，謝汝石不是唯一一個。現實遠不是醫生們想象的那樣美好。

 

盡管中國患者看病整體上依然不容易，醫生集團的患者來源卻成為了核心問題，直接威脅到每個合伙醫生的基本生存。一旦從體制內出走，醫生個人品牌的認可度、社會知名度，獲客能力都會受到很大挑戰。

 

對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而言，值得信賴的依然是公家大醫院，而不一定是哪個大專家，個人品牌效應很難抵過公立醫院上百年建立的口碑。“也就是說，認廟不認和尚。”謝汝石向健識局解釋。

客源不足，生存成問題，大醫院帶來的光環也不再，對很多醫生而言，這些是難以承受的。一些醫生向健識局表示：目前做醫生集團的只是少數幾個大專家，很多醫生沒有這樣的野心，經濟上也暫時不具備獨立執業的條件。

2015年，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恒鵬曾公開發表文章，熱情洋溢地推薦：“我國醫生長期被束縛在體制內，人力資源錯配，創新受到嚴重抑制。醫生集團提供了一種新的人才管理方式，自主經營管理的體制。”

 

現實卻是，2019年全年，中國成立了600多家醫生集團，其中相當一部分只是多點執業或者“飛刀”的中介而已，真正敢脫離體制內的鳳毛麟角。

 

躬身入局的那些人心里清楚：“醫生集團”這個概念已經沒有那么火了。

尋回作為醫生的初心

敢于挑戰

 

客源只是問題之一。

 

謝汝石在離開博德嘉聯沉寂兩年之后，又于2020年12月成立了“仲佗醫生集團”。這個選擇，是他對“廟的影響力遠遠大于和尚”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選擇中醫專業的醫生集團，就像回到古代，大夫拿診金天公地道，開出方子來患者自己去藥鋪抓藥就行。

 

“選擇中醫，是因為中醫不需要平臺，就是個人問診。”經過挫折，謝汝石認為醫生集團對診療場所的需要，是制約很多醫生不敢出來創業的原因之一。很多大專家有足夠的知名度，但一些復雜的手術依然需要公立醫院這種配套。

比如一臺肝癌手術，需要好的麻醉、好的手術器械、還有其他必要的軟硬件與人員配備，才能實施。近年來，一些“飛刀”醫療糾紛，很多就源于飛刀醫院的配套力量跟不上，無法滿足一些突發的臨床需求。

 

新一輪醫改中，國家鼓勵社會資本辦醫，鼓勵醫生多點執業，試圖從外部資本和內部人力資源兩個角度開放大門，沖擊陳舊的公立醫院體制。但很可惜，這只是兩扇“玻璃門”——能看見光明美好的前景，很多人卻熬不到玻璃撤掉的那一天。

 

創建冬雷腦科醫生集團的宋冬雷也曾撰文：“通過國家的改革和發展，我們相信，醫療也是可以得到逐步改善的。只是，這個速度實在太慢了，也可能會遙遙無期。于是一部分醫生就有了創業的想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加快速度，讓醫療更美好，讓活著更美好”。

 

而醫生創業，就是要面對骨感的現實，同時堅持理想和初心。

社會對醫生集團需要更多耐心

醫生需要更多準備

 

《2019中國醫生集團藍皮書》顯示，2015年，中國新成立了48家醫生集團，2016年新增65家，2017年、2018年開始爆發，分別新增491家、852家。到2019年開始降溫，新增650家左右。

 

如今，制約醫生集團發展的很多障礙依然存在，但是還在堅持的一些醫生集團，已然趟出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張強是另一位入局者。2012年，血管外科大夫張強從浙大附屬邵逸夫醫院離職，他在微博中寫：“灰色收入讓醫生始終走在法律法規的邊緣。”和許多同行一樣，他渴望憑手藝掙錢，認為醫生集團的方式能夠讓他擁有理想中的診療氛圍、融洽的醫患關系以及合理的陽光薪酬。

圖源：張強醫生集團官網

 

無論是謝汝石的二次創業，還是冬雷腦科醫生集團、張強醫生集團，這些探索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如果趟通了一條路，哪怕只是一條小路，技術和獲客能力都比公立醫院好了，醫生就會有積極性加入。

 

總的說來，相對西方醫療集團的沉淀，醫生集團在中國仍是新生事物，各方都需要對醫生集團有更多的耐心。就如2016年的深圳，政策制定者們對探索新生事物的支持。

 

對于后來者，謝汝石也給出了一些建議，例如必須評估合伙醫生的業務技能是否過硬，因為患者首先選擇的是醫術。認廟不認和尚，正是由于對醫生技術的不確定，才只好選擇大醫院。其次，也要要審視一下自己的耐心，有沒有耐心通過服務慢慢積累客戶。

 

2016年，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創新醫務人員使用、流動與服務提供模式，積極探索醫師自由執業、醫師個體與醫療機構簽約服務或組建醫生集團。”

 

這是國字號文件第一次出現“自由執業”和“醫生集團”的表述。

 

從廟堂到江湖，業內實際上都在期待醫生集團打破那扇“玻璃門”，真正實現解放醫生生產力的初衷。但礙于現實的巨大壓力，真正的入局者仍在四處探尋，試圖走出迷霧。

 

創業6年后，張強計劃把自己的血管外科做成一個“完整的閉環”，除了手術之外還建立實體醫院；同時開發靜脈病相關的醫療器械、健康產品；建立教育培訓機構，構建學術圈，甚至將觸角延伸至互聯網領域。

 

謝汝石則希望通過國醫大師、名老中醫的加盟先攢點家底。“這一次我吸取了前面的教訓，暫時不融資，先找到一些盈利點，模式比較成熟的時候再考慮融資。”謝汝石告訴健識局。

 

身披白大褂的他們仍未放棄，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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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視覺中國

編：夏雨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