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第四批集采全國巡禮：浙江篇》

 

第四批集采，廣東首年約定采購量排名第二。（具體品種采購量見文末表格）

 

廣東是經濟大省、人口大省，又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這三個要素集合在一起，會產生什么樣的醫藥市場？

首先看人口和經濟因素

評估一個醫藥市場的潛力，人口是首選要素其次是經濟，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決定了一個地方疾病規律和特點，以此產生了相應的醫療體系，而高水平的醫療水平、醫療保障是需要經濟作為后盾的。最后看當地的醫療教育水平，沒有大學、科研機構的支撐，醫療專業人員培養無從談起，更不可形成高水平的醫療環境。

那么，基于人口+經濟+教育這個邏輯，廣東醫藥市場沒理由不做到全國第一，不管是醫藥商業協會還是統計局的數據，廣東醫藥市場歷來是全國前三，嗯？為何不是第一？這個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簡單。

廣東省人口過億（2019年常住人口1.18億），GDP連續32年保持全國第一，經濟總量相當于俄羅斯或者韓國，這是廣東給外界的基本印象。

但假如再把顆粒度放大，其實廣東省內經濟極度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僅為珠三角六市，廣闊的粵東西北與其相比懸殊過大，你可以把其看做是湖南、江西省內排名中等甚至偏后的地市。

有數據顯示，廣東21個地市中只有7個地市的人均GDP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全部集中的珠三角地區；2/3的地市人均GDP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主要分布在本地人居住的粵東西北地區以及珠三角的江門和肇慶。其中，人均GDP最低的梅州僅為27096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8%，河源和揭陽也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梅州市的五華縣人均GDP為14253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0.1%，為深圳的7%。（來源：《廣東到底有多窮！為什么這么窮？》）

 

醫療及教育資源也幾乎局限在廣州一市。廣州有中山大學、南方醫科大學、廣州醫科大學及廣州中醫藥大學幾所高校及附屬醫院，水平在全國除京滬之外的第一梯隊。

深圳經濟發達（超越廣州），人口眾多（與廣州相當，約1500-1700萬），但由于人口年輕，醫療及教育水平與廣州相差巨大。

醫藥市場前幾位的排名依次是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是精華所在；惠州、江門、中山市場也不錯；在人口稠密區潮汕及梅州地區，也有用藥規模不錯的大醫院，但一枝獨秀難成林，粵西也如是。

與京滬相比，廣東，雖說北上廣、北上廣的叫，但資源還是有很大差距。京滬作為中國真正的一線城市，醫療+教育資源及水平是其他城市無法企及的，各種疑難雜癥，各省群眾最終還是得往這兩個城市跑，特別是北京的頂級醫院，一號難求，“看病難、看病貴”其實指的是北京的大醫院。

這就造成京滬兩地盡管是兩個城市，人口數量無法和一個省份相比，但病人都跑到這兩個城市，而且都是疑難雜癥，客單價巨高，用藥也能放開用，因此真正要談醫藥市場規模，廣東乃至全國其他省份是無法和其相比的。

當然，回到帶量采購，四批五輪納入的157個品種，幾乎都是常用藥，廣譜性帶動可及性，并有利于醫保無壓力廣泛支付，價格巨高的貴藥還未納入，“4+7集采”京滬的采購規模排前兩位，但擴圍到全國后，兩地的集采品種規模就要讓位了。

這就解釋了從集采擴圍開始，都是經濟大省+人口大省采購規模靠前的原因。集采品種應該看到這一點，布局人口眾多的區域。

與全國相比，最富的可能在廣東，最窮的可能也在廣東。因此，總體而言，廣東是醫藥大市場沒錯，但劃分市場或分配銷售任務時，需要考慮內部經濟不平衡的因素。不同特點的藥品，應選擇不同市場做好不同的規劃。

我們再來看廣東的另一個特質：改革開放前沿

中國30多年的經濟騰飛，與改革開放的宏大戰略不無關系，而廣東作為改開前沿，30多年的積淀，形成了廣東敢為天下先的風氣，整個社會充滿積極向上和探索的氛圍，在醫改方面也不例外。

舉一個例子。兩票制首先在廣東提出，雖未真正落地，但著實給行業帶來相當震撼，2010年的“三控”，也直接推動了大批廠商開始從底價模式轉為高開，為后來兩票制的落地做好了充足的轉型準備。

民間的敢闖敢拼也創造了多個第一：

• 藥品采購模式，中國第一個第三方藥品電子交易平臺2013年在廣州誕生----廣東省藥品交易中心（簡稱省平臺）；

• 從互聯網+醫療健康新業態的起點看，中國第一家互聯網醫院2014年在廣州誕生---廣東省互聯網醫院（而不是媒體炒作的烏鎮互聯網醫院，那是以訛傳訛）

• 從醫藥電商層面，中國第一代頭部醫藥電商幾乎都是在廣州誕生----康愛多、健客、壹藥網、七樂康、八百方（A證平臺）；

第三批集采，也讓廣州的零售行業大放異彩，包括西地那非在內的多個品種，幾乎都是零售藥店報量產生，而廣東也將零售藥店納入集采，通過平臺交易，打通處方藥與零售的管道，使得處方外流通過系統采購的方式落地，創造了一種可借鑒的采購、銷售模式。

目前，廣東省內并存廣東藥品交易中心、深圳GPO、廣州GPO三大采購平臺，不同的體制和采購規則使得采購多樣化，也讓藥企的準入、銷售以及價格管理變得復雜化。

但總體而言，采購思路在全國具有創新性。省平臺開創的醫療機構報量團購的方式，或是國家帶量采購規則設計的來源之一，既尊重醫療機構的歷史用藥情況，又能發揮團購的議價能力集合訂單“殺價”。而質量分層的科學性以及對質量與價格之間平衡的中標規則，也考慮了市場實際。

相信這些開明的措施也將影響廣東下一步省級帶量采購政策的出臺。

研究國家集采的報量，不得不研究一下廣東省平臺的報量方式。

兩者相同點是都尊重醫療機構的歷史用量，基于此上報匯總采購量，再進行合并同類項，剔除一些規格和劑型，形成最終的采購品種目錄。

但兩者還是有很大不同，國家集采必須用完所報采購量并且有不受一品兩規限制、結余留用、壓制非中選品種使用等配套措施來完成考核；

但廣式報量與采購，囿于權屬關系及體制問題，量，是可以報的，而且有很大的“主觀能動性”，使用完也是有要求的，但制約措施還是沒有跟上。總體而言，國家集采報量醫療機構有一定彈性（有的醫療機構有很大的“埋伏”），但使用階段彈性空間不大；而廣式報量醫療機構的彈性更大，但使用階段制約措施不夠。

最后，我們來看一下廣東的醫藥產業。

廣東特別是廣州“千年商都”的特質決定了該省具有很強的貿易思維，敢于在商業模式上創新，卻在產品創新上亮點不多，與江浙滬包郵區相比，廣東藥企的產品研發能力偏弱，創新性和后勁不足，且產業尚未形成明顯的梯次和陣型。

這或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在科研、人才上加大投入，營造良好的創新和產業氛圍才能有所收獲吧。對于產業問題，先拋出一個引子，留待以后再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