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隨著國家“限抗令”的出臺和升級，我國對抗感染藥物的管理力度不斷加大。另一方面，在耐藥問題愈發突出和嚴峻的中國，高端抗生素的臨床使用也變得越來越重要。顯然，袁征宇和他麾下的盟科藥業，希望成為這之中的“解局者”。

2020年底，盟科藥業宣布完成超7億元的E輪融資。 而在2020年8月份，盟科藥業已經完 成了近3億元的D輪融資。

半年內連續獲得兩筆融資，對于盟科藥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袁征宇來說，這是在他2007年回國創立盟科藥業以來，少有的感覺到資本市場的“友好”。

在創新藥投資浪潮中，盟科藥業聚焦的抗生素領域并不是投資人眼中的“香餑餑”。但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和蔓延，資本市場看到了抗感染領域的重要性和商機，也讓盟科藥業獲得了建立銷售團隊和繼續推進產品管線的足夠支持。

事實上，一方面，隨著國家“限抗令”的出臺和升級，我國對抗感染藥物的管理力度不斷加大。另一方面，在耐藥問題愈發突出和嚴峻的中國，高端抗生素的臨床使用也變得越來越重要。顯然，袁征宇和他麾下的盟科藥業，希望成為這之中的“解局者”。

01 “我很想再做出一個新藥”

 

盟科藥業是袁征宇的第二次創業。

1996年，袁征宇參與成立了Vicuron Pharmaceuticals Inc.。4年后，這家企業成功登陸納斯達克。2005年，Vicuron的兩項研發成果——抗真菌藥Anidulafungin和抗革蘭氏陽性球菌感染的抗生素Dalbavancin完成III期臨床試驗，并顯示出強勁的市場潛力。同年，輝瑞以19億美元的價格收購Vicuron公司，這也成為當年抗生素研發領域金額最大的一筆交易。

兩年后，袁征宇回國創立盟科藥業，開啟二次創業之旅。在談及當時回國創業的目標時，一直把自己喻為“Drug Hunter”（獵藥人）的袁征宇直言：“我很想再做出一個新藥。”

盟科藥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袁征宇

這一次，袁征宇用了13年。

2019年底，盟科藥業提交了康替唑胺（MRX-1）在中國的新藥上市申請，并在隨后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授予的優先審評資格。

康替唑胺是一款新型噁唑烷酮類抗生素，也是盟科藥業首款1類抗耐藥菌新藥，可用于治療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萬古霉素腸球菌（VRE）在內的多重耐藥革蘭陽性菌引起的感染。其同類首個上市藥物利奈唑胺由輝瑞開發上市，全球銷售峰值超過14億美元。

“在當初立項的時候，我們就希望能找到一款沒有骨髓抑制毒性或者單胺氧化酶抑制作用的第二代噁唑烷酮類新藥。”袁征宇對E藥經理人表示。

根據康替唑胺與同類藥物利奈唑胺開展的頭對頭對比研究數據顯示，康替唑胺和利奈唑胺在治療后訪視時的臨床治愈率分別為93%和93.4%。證明康替唑胺對革蘭氏陽性菌，包括多重耐藥菌MRSA感染的臨床療效與利奈唑胺相當。

此外，三期臨床試驗中治療后出現的不良事件總體發生率上，在康替唑胺和利奈唑胺兩組中相當，大部分為輕度或中度。但是在和骨髓抑制相關的血液學檢查中，康替唑胺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要明顯低于利奈唑胺組。特別是在接受治療超過10天的患者中，在治療結束訪視時血小板計數相比基線下降超過30%的患者，利奈唑胺組為25.4%，而康替唑胺組僅為2.5%。據悉，康替唑胺也是全球首個在三期臨床試驗中證明血液學毒性上優于利奈唑胺的噁唑烷酮類新藥。

與此同時，盟科藥業也在美國完成了針對康替唑胺和康替唑胺的前藥Contezolid acefosamil （MRX-4）的兩個二期臨床試驗，并正在準備啟動國際多中心的三期臨床試驗。

袁征宇表示，中美臨床試驗結果都顯示了康替唑胺與利奈唑胺的同等療效，并且在副作用上，康替唑胺也都顯示了極大的優越性，已有的這些數據都證明了其是一款更安全同時非常有效的新藥。

02 “做了一輩子藥，沒賣過一片藥”

 

在袁征宇看來，中國抗生素市場有著鮮明的特點。一方面，從市場份額來看，抗生素仍然是整個中國醫藥市場中主要的產品領域。另一方面，低端抗生素的過度使用造成了大量的耐藥，同時也在對針對耐藥菌的高端抗生素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

 

2012年8月1日，有史上“最嚴限抗令”之稱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正式實施，加強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遏制細菌耐藥。2015年，《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2015年版）》出臺，進一步規范抗菌藥物的臨床應用。

“在抗生素合理使用規范化以后，整體抗生素的銷售放緩，尤其是低端抗生素開始呈現負增長。”袁征宇表示，與之相反的是針對耐藥菌的高端抗生素在2015年之后，以每年雙位數的速度在增長。

根據數據統計，從盟科藥業聚焦的抗多重耐藥革蘭氏陽性菌抗生素市場來看，2019年的中國市場規模約6億美元，萬古霉素、利奈唑胺以及替考拉寧是其中最大的產品。值得一提的是，抗多重耐藥革蘭氏陽性菌抗生素市場的增速仍然保持在10%以上，遠高于抗生素市場整體的增速。

但即使這樣，中國人均使用高端抗生素的比例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根據2019年的數據統計，中國人均高端抗生素使用量僅約為美國的十分之一。

袁征宇認為，其中原因首先是由于此前低端抗生素大力度的市場推銷，形成了患者的使用習慣。其次，截至目前中國針對耐藥菌的監測和檢出相對比較弱，一般情況下很多醫院不會進行細菌耐藥的檢測。另外，經濟因素也是原因之一，很長時間以來高端抗生素幾乎全部被跨國藥企壟斷，本土產品幾乎沒有。

顯然，即將獲批上市的康替唑胺將有望打破市場困局。而半年內兩輪近10億元融資，也為盟科藥業在中國市場的自主商業化提供了重要支持。

笑稱自己做了一輩子藥，但沒有賣過一片藥，對于袁征宇來說，選擇自建銷售團隊，是個不小的挑戰。

“從整體來說，如果一款創新藥本身是解決臨床未滿足需求的話，其實它的推廣更多的是學術教育和臨床教育，是要讓醫生了解這款產品可以為臨床治療提供新的手段，并且為患者帶來益處。那在這種情況下，誰能把這件事講得最好，一定是這個產品的原研方。”袁征宇如是說。

袁征宇認為，由于中國醫藥行業大環境的變革，使得仿制藥帶來的競爭不再像以前那么激烈。因此，自建銷售團隊能更好完成學術教育和進院工作。此外，高端抗生素的使用主要集中在頭部醫院，也并不需要建立非常龐大的銷售隊伍來覆蓋全國幾萬家醫院。據悉，盟科藥業初期的銷售團隊規模不會超過200人。

市場競爭方面，在2020年國家集采中，利奈唑胺原研產品和仿制藥均已大幅度降價中標。根據Insight數據顯示，國內市場利奈唑胺注射液的銷售額始終呈增長趨勢。2006 年進入中國市場以來，2015年至2019年中國公立醫療機構終端利奈唑胺注射液銷售額不斷上漲，2017年銷售額突破10億元，2019年的年銷售額達18.22億元。

對此，袁征宇表示，利奈唑胺是一款已經上市20年的老藥，康替唑胺是有著自己的臨床優勢并能為患者帶來特殊益處的新藥，老藥的降價本身就是符合市場規律、可預見的，未必會對新藥造成巨大威脅。

“我認為一款新的抗生素產品，價格和醫生接受度都不是問題，能否進入醫院才是市場瓶頸所在。由于目前醫院對抗菌藥物進行分級管理，對新的高端抗菌藥物醫院準入及使用有一定的約束或者限制，因此我們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能夠從研發成果轉變為患者受益。”袁征宇說道。

03 “做biotech都希望自己能成為biopharma”

 

2021年伊始，臨近康替唑胺商業化之時，盟科藥業開始了科創板上市之路。

 

實際上，早在2018年盟科藥業曾經尋求赴港上市，但最終決定轉向更具吸引力的A股科創板市場。袁征宇直言，港交所對未盈利生物創新藥企開閘后，整體表現并不非常盡如人意。“考慮到香港市場流動性相對較低，整體市場也相對低迷，再加上科創板的東風，我們還是認為在國內A股能夠上市的話，會對公司今后的發展有更大好處。”

目前，盟科藥業管線內共有3款產品處于臨床階段，全部為抗生素用藥，未來如何拓展產品管線，從而盡快實現盈利也是袁征宇需要重點考量的問題。

“三款抗生素產品對全身用藥的耐藥革蘭氏陰性菌、耐藥革蘭氏陽性菌都可以覆蓋，所以短期內在抗菌藥方面我們應該可以滿足絕大多數患者的臨床需求。”袁征宇透露，未來五年盟科藥業會進一步拓展產品領域。“一方面我們會繼續在抗感染領域堅持下去，這個是我們的主打，之后有機會會擴展到抗病毒和抗真菌，因為從原理上來說都差不多。另一方面，從醫學分類來說，經常把感染和免疫放在一起，因為很多感染疾病到后期碰到的問題不再是感染本身，而是免疫。所以自身免疫類疾病也是我們關注的領域。”

對于拓展到新領域，盟科藥業仍會堅持自主研發還是通過外部引進的方式，袁征宇表示，未來盟科藥業會以自主研發為主，輔助license in的方式，進一步拓展產品管線。他直言，如果盟科藥業能在今年順利登陸資本市場，就能有一定的資金實力完成license in項目的引進。

盡管盟科藥業仍處于虧損狀態，但按照袁征宇的規劃，至少在未來的兩三年內盟科藥業一定會有自己的生產基地，在他看來，這是作為一家biopharma不可或缺的一環。從整體早日盈利來說，降低成本是必須要完成的工作，更重要的也能控制產品質量。

“其實做biotech的創始人或者管理團隊，都希望自己能夠成為biopharma。在美國。市場已經非常成熟，只有少數biotech能夠從細分領域鉆出來。未來中國市場也會是同樣情況，當公司之間的兼并足夠完整，小公司的生存空間就會變得很小。但是至少目前為止，中國醫藥市場還相對比較分散，所以在這種大環境下，是允許一個小公司逐漸成長為全產業鏈的成熟企業。”袁征宇如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