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份，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某日資醫藥企業的醫藥商業賄賂行為處以行政處罰（行政處罰決定書文號：滬市監機處〔2023〕202022000020號）。這起案件引起了外界的關注。

這家藥企因為某醫生“開展院內工作例會”而每次支付1000到2000元不等的費用，從2019年11月份到2022年10月份共支付14次，皆由對公賬戶轉入醫生個人賬戶。

這份處罰決定書折射出醫藥反腐行政執法中的很多細節，筆者嘗試對此行政處罰決定書進行分析，從一名醫藥行業律師的角度對醫藥反腐行政執法進行解讀。

1.在醫藥反腐調查中，監管部門可以采取什么樣的行政強制措施？

行政處罰決定書提到：“期間未對當事人采取行政強制措施”。

在醫藥反腐執法中，監管部門可以采取什么樣的行政強制措施？筆者對此進行解讀，以讓讀者明晰，類似的案件是如何調查的。

《行政強制法》第九條規定，行政強制措施的種類：

（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二）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

（三）扣押財物；

（四）凍結存款、匯款；

（五）其他行政強制措施。

其中第一項中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很多讀者會聯想到目前醫藥反腐中的一些醫藥公司的高管被紀委留置。留置屬于強制措施，但是屬于行政強制措施還是刑事強制措施，要看是否已經刑事立案。

對醫藥高管留置的法律依據是《監察法》第22條的規定，對涉嫌行賄犯罪或者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監察機關可以依照前款規定采取留置措施。而依據《監察法》第43條的規定，留置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一次，延長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由此可見，留置對此類案件涉案人員的震懾是很大的。

行政強制措施中的“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很多時候是發現商業賄賂的有效手段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不但經營場所的紙質文件可以作為在案證據，電子文件亦可以作為在案證據。

在以往的商業賄賂案件中，就有案例是從供應商的經營場所發現了記載給醫生利益輸送的文件，案件才得以偵破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醫藥反腐可以采取的行政強制措施，這一點對案件的調查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此次針對涉案藥企的行政處罰決定并沒有采取行政強制措施。

2.行政處罰決定書依據的證據之間相互印證，形成了證據鏈。

處罰決定依據的證據體系有哪些？都是如何獲取的？

可以看到，對于相關藥品的銷售情況，被處罰人、經銷商和涉案醫院都提供了相關材料，監管部門可以從證據間的相互印證來確認證據的真實性。另外，通過被處罰人的詢問筆錄和情況說明、某醫生的詢問筆錄以及講課費的轉款記錄，可以初步得出科室會舉行的情況和講課費支付的情況。

3.會議真實性如何證明？會議照片或者錄音錄像的原始載體很關鍵。

詢問筆錄有主觀性，被詢問人之間可以相互串供，監管部門可能仍然對科室會的真實性存疑，筆者推測監管部門要求被處罰人進一步提供證據證明科室會的真實性。因此被處罰人提供了“院內工作例會的相關照片及信息”來輔助證明。

本案中，照片在證據分類中屬于視聽資料，若能提供照片的原始載體，并且拍照時間和院內工作例會的時間（該時間可以通過以前的微信通知、郵件通知等確定）一致，該組證據造假的難度大，證明效力還是比較強的，足以認定科室會真實召開的事實。

從認定邏輯上來說，首先需要確定工作例會是否真實召開，以及某醫生是否在工作例會上提供產品信息傳遞的勞動；其次需要認定該勞動是否屬于可以支付講課費用的勞務。

因此，被處罰人提供照片的這一行為對自身有利。同時，這一行為也被監管部門認定為“積極配合調查”的行為，屬于從輕處罰的情節。

4.本案違法所得如何認定？

本案中，監管部門雖然調查清楚了涉案藥品在醫院的銷售情況，但并沒有依據藥品在醫院的總銷量確定違法所得，而是依據某醫生對藥品的處方情況確定違法所得。

因為本案的收款人是某醫生，其他有處方權的醫生并未獲利，而該醫生并沒有開具相關藥品的處方，因此認定為本案無違法所得。

5.本案預示著行政執法要求的提高，值得業內充分關注。

多數醫藥企業辦會的合規重點一直放在會議的真實性、費用的真實性和合理性上。只要醫生在科室會上做了講課，很多情況下就可以支付講課費。企業會認為雙方之間形成了勞務合同關系，講課費屬于合法支出。

但本案中，監管部門認為科室會即使真實召開，也屬于醫生依據工作職責和醫院制度開展，不屬于對藥企勞務合同的履行，藥企據此支付講課費不合法。

該行政處罰很大程度上認定了：科室會上的講課不能支付費用。這一要求與RDPAC最新版的行為準則一致。

科室會之外的會議舉辦需花費的成本，遠高于科室會。這一方面意味著以講課費作為利益輸送的合法外衣越來越難；另一方面反應了行政執法要求的提高，屬于行政執法的新動態，在當前的醫藥反腐高壓之下，值得業內充分關注。

柯蓉：天馳君泰 律師

執業領域：爭議解決、生命科學與醫療健康

撰稿 | 柯蓉

編輯｜江蕓 賈亭

運營 | 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