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家長發現，年僅兩歲的鄒正濤不對勁。孩子的肚子逐漸鼓起，鼓成一個皮球。這種怪病差點逼瘋了年輕的父母，他們帶著幼子四處尋醫問藥。最終，北京兒童醫院血液中心確診：

鄒正濤是北京發現的第二例戈謝病患者。

由于基因突變，鄒正濤體內的葡萄糖腦苷脂貯積，形成 “戈謝細胞”，體征上表現為肝脾腫大，肚子異常突起。

據報道，在中國，戈謝病的患病率約為1/50萬~1/20萬，大概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患病率的差異，很可能與實際確診數不足有關。

鄒正濤是不幸的，他被最多1/20萬的患病率擊中；他又是幸運的，他可能是中國最早一批得到確診的戈謝病患兒，而且在北京確診，得到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治療藥物。

1994年，一款戈謝病治療藥物“注射用伊米苷酶”獲得美國FDA批準上市。兩年后，鄒正濤就用上了這款藥，代價是“幾乎傾家蕩產”。

就在鄒正濤一家絕望的時候，世界健康基金會與“注射用伊米苷酶”的研發企業啟動了救助項目，對包括鄒正濤在內的134名中國戈謝病患者提供無償藥品援助。

“那時我彷佛看到天使降臨。”11歲那年的記憶，清晰地留在了鄒正濤的心里。如今他順利長大成人，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如常人一樣過著平凡而珍貴的生活。

發自于1999年的救助項目已持續20多年，截至2021年7月，已向中國的戈謝病患者無償提供了超過20億元的藥品。

20年來，針對戈謝病的探索是中國罕見病領域的啟蒙課，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罕見病、關注罕見病、逐步解決罕見病問題。

01發自初心，借力政策

上世紀80年代，美國波士頓刮起一股“學術創業風”。其中，麻省理工教授哈維·洛迪什（Harvey Lodish）聯合一群高知好友，創辦了健贊公司，攻關方向定位在了鮮為人知的戈謝病。

之所以聚焦于戈謝病，只因為哈維和他的伙伴們所掌握的生物技術有望解鎖戈謝病難題。這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試水，但結局驚艷。

歷經10余年打磨，哈維團隊大獲成功。他們研發的“注射用伊米苷酶”，成為當時全球唯一一款戈謝病藥物，并于1994年成功通過FDA審查上市。

傳奇，往往誕生在那些抱著樸素初心的人物身上。這款戈謝病藥物上市的15年后，哈維的孫子確診了戈謝病，正是因為有解藥，他的孫子得以健康成人。

以患者為中心，是罕見病奇跡誕生的基礎。但要持續在罕見病領域技術創新，讓患者有藥可用，政策的激勵至關重要。

罕見病與其它病種的區別正在于罕見，支付診療體系不完善。比起患病人數動輒上萬、上十萬的腫瘤病種，許多超罕疾病全國僅有數百名患者，罕見病藥品除了研發成本、生產成本、推廣成本等，往往還需要患者援助和篩查診斷等額外成本，所有成本分攤到極少數患者頭上，其單人價格往往非常高昂。“就像其他消費品一樣。罕見病藥物如果成本很高，使用的人還少，企業的研發和生產很難得到回報，就會缺乏動力，從而導致市場失靈。”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馬進曾對媒體坦言。

1983年，美國通過了《孤兒藥法案》，這是世界上第一部罕見病領域的法案。從結果來看，自《孤兒藥法案》頒布后，FDA已經批準了超800種罕見病藥物上市，與頒布前僅有38種相比，增加了20倍有余。隨著《孤兒藥法案》的不斷完善，大型制藥企業紛紛入局罕見病領域，武田、默克、賽諾菲、輝瑞均在其列。

在各界對于罕見病的界定還未有定論時，《孤兒藥法案》首先給出了罕見病的界定，同時從新藥申請費豁免、審批綠色通道、市場獨占權，定價及保險支付等方面，均給予了罕見病藥物研發企業激勵政策。

不少罕見病藥企巨頭受惠于《孤兒藥法案》，美國罕見病領域逐漸火熱起來。成熟的商保支付體系和諸多州對患者權益的立法保護，也顯著減輕了罕見病患者的壓力，使產業進入良性循環。很多國家緊隨其后，也頒布了孤兒藥相關政策。

如日本1993年頒布的《罕用藥管理制度》，給予日本國內研發罕見病藥物的企業10年的市場獨占權。該制度實施后的6年里有43個罕見病用藥得到獲批，幾乎和過去13年批準藥物持平，罕見病用藥在新藥總數中的比例也達到19%，此前13年這個比例不超7%。

02探索之余，仍有困境

國外的相關政策不可能照搬到國內，中國對于罕見病領域的探索仍在路上。

早期，國內解決罕見病患者的治療問題，大部分都依賴慈善捐助，例如1999年健贊開啟的贈藥項目。然而，這種出于企業自身的義舉，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企業也在尋求破局之路，即協同各方，逐步建立支付與診療體系。

若以賽諾菲健贊作為一個樣本，可見罕見病企業對于中國的診療體系建設付出了全方位的努力。2011年，法國制藥巨頭賽諾菲以201億美元收購了健贊。次年，在國內罕見病診療體系還幾乎一片空白時，賽諾菲開始培訓全國4家醫院實驗室檢測溶酶體貯積癥。在接下來的幾年里，先后組織專家推動了中國戈謝病、龐貝病、法布雷病的診療專家共識發布，大大促進了這些罕見病的規范化治療。

過去的五年中，賽諾菲健贊還資助開展溶酶體貯積癥高危篩查公益項目。至今，項目已送檢近萬例疑似患者，三百余名患者獲得確診，降低了罕見病的誤診與漏診。

國內罕見病生態的發展，還得益于國家相關政策的重視。

2017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明確提出支持罕見病治療藥品醫療器械的研發，同時允許企業減免臨床試驗。

2018年，五部委聯合發布了國內首批罕見病目錄。三年時間，已有成效。2021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國罕見病大會上，國家醫療保障局副局長李滔指出，截至目前，國內共有60余種罕見病用藥獲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種被納入了國家醫保目錄，涉及25種疾病。當天大會上，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陳時飛副局長介紹，2021年中國批準了10個罕見病藥品，用于治療脊髓性肌萎縮癥、青年帕金森、高氨血癥等罕見病。

國家相關政策的相繼出臺，加快發展并完善了中國罕見病防治和保障體系。近年來，更多的企業加入了罕見病領域，其中不乏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國內藥企。

然而，探索之余，仍有困境。

即使生態發展已有長足進步，罕見病領域仍然長期存在診斷難、治療難、用藥難的困境。一個繞不過去的命題是，由于罕見病藥品研發生產成本高，患者人群又很少，藥品定價往往較高。此外，為生態付出的診療網絡建設和患者服務，對企業也是不小的成本。因此，解決支付問題是關鍵。

縱觀發達國家或中等發達國家在罕見病支付方面的歷程，一般在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時期解決高值藥物問題。我國經濟發展已突破均GDP一萬美元的水平，各地政府通過積極探索罕見病的醫療保障路徑，也形成了具有各自特點的罕見病保障模式。

以戈謝病為例，從2009 年“注射用伊米苷酶”在中國上市，到目前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山西、湖南、陜西以及寧夏回族自治區等省市已將戈謝病納入了罕見病專項基金或大病醫保、醫療救助制度，各地探索出“多方共付”的模式來解決包括戈謝病在內的罕見病醫療保障問題。這是從零到一邁出的一大步。

見微知著。戈謝病各地的保障模式，是否對政府設計全國性罕見病保障政策有借鑒意義？戈謝病已經進入12個省市醫保，那么摸清各省治療患者人數、醫保后患者增長情況、醫保基金的影響以及診療協作網的建設，便可以為未來罕見病保障政策出臺提供依據。

舉例來說，2013年上海就已將戈謝病納入地方醫保，然而近10年過去，目前上海治療的戈謝病人僅有6名，多年沒有新增患者。超罕病，雖然單人費用高昂，但人數極少，總費用有限，對醫保基金的影響非常小。

而對產業創新而言，如果對相關藥品沒有差異化待遇的機制，那么入局研發的企業也將難以避免“入不敷出”的結局。藥企“入不敷出”的最終結果，無疑還是要患者以“無藥可依”來承擔。

當市場和患者陷入兩難，政策的激勵便十分重要。比如，在市場失靈的大背景下，是否可以出臺差異化的藥品談判、用藥保障制度，根據不同患者人數，譬如10萬人、1萬人、1千人、1百人級別，引入量價掛鉤的原則，制定具有差異性的醫保準入價格標準？如此，剛剛起步的罕見病產業就能可持續地發展，更多的創新企業也會加入進來。

患者最渴望的，不過是能夠正常生活。2016年，一款當時國內唯一能治療多發性硬化癥的藥物，因銷量不佳而被宣布將在中國退市，全國多發性硬化癥患者面臨救命藥斷供，是上下齊心的誠懇呼吁，才使該藥物回到國內。正常生活的平凡期盼，對于患者而言，并不容易。

因此，完成患者這個平凡的企盼，是政府和產業的初衷。雖有困頓，但這場探索中的每一方，都在努力創造一個健康可持續的用藥保障機制，讓齒輪運轉起來。

國家首批罕見病目錄影響力評估（2018-2021）

距離國家首批罕見病目錄落地已過3年，中國罕見病領域的臨床診治、藥物進展、政策支持進展如何？

即日起，健識局攜手蔻德罕見病中心，從政策、產業、科研、臨床、社會、患者組織六大方向，發布《國家首批罕見病目錄影響力評估（2018-2021）》。

本文是產業篇的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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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煙酰胺

運營 | 廿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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