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象，在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現代社會，由于一次感染人數三位數的疫情，整個城市幾乎陷入癱瘓。

這是2021年的東北小城通化，數以萬計的被隔離在家的居民陷入斷糧的恐慌中。停滯的城市里甚至出現了令人驚掉下巴的求助事件——一個大門被貼封條的居民在小區的微信群中求助，“已經兩天沒有吃東西了，快要餓死了。”

個體很難宏觀描述，這個常住人口40萬的東北小城通化，是從何時開始陷入小范圍的混亂，又從何時迅速墜入大規模癱瘓的境地的。

從1月15日第一次全員核酸的檢測時，陸續有人驚訝地發現，疫情的沖擊正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暗示著：欠佳的城市管理模式，已無法有效應對風險社會下突發的危機。

而后幾日，這個城市的交通停擺，小區升級防控管制，1月18日起，人們就陸續收到各個社區通知，當天起封閉小區，多數人還沒反應過來，就被封在了家里，來不及囤糧。

大概是從此時，通化當地很多人的生活物資，就已經失去了保障。

第二天，官方公布了一批生活必需品保供零售企業名單，上面列出了32個企業的手機號，有人稍稍松了一口氣，但電話打過去，打通者寥寥，或是接通了，皆因沒人配送而被迫取消訂單。有人不放心，試試線上點餐，發現餐飲、超市“正在休息中”。有人轉悠去小區里的超市，卻在超市門前吃了閉門羹，打電話給超市主人，對方甩了句，有人舉報他，再開就吊銷執照。

在原本正常的市場流通體系被切斷后，通化的官方還沒能短時間拿出一套臨時的由政府管控的流通體系運行方案，一下子完成40萬人的生活需求供應。

一邊是市民生活迅速陷入困窘：買不到藥、買不到蔬菜水果肉、買不到生活用品，一邊是本應開始為居家隔離的人們購買物資、配送物資的社區工作人員，卻在忙著挨家挨戶上門貼封條。

但令官方焦頭爛額的，遠不止當地民眾物資的配送問題。

截止到1月24日，疫情在通化傳播了已有12天之久。一共發現了196個病例，其中輕型52例、普通型117例、重型19例、危重型8例。

不止是通化，黑龍江、吉林、河北、上海、北京等多地出現了聚集性疫情；2021之初，似乎被按下了新冠疫情的“循環播放鍵”。

病毒正以一種近乎挑釁的方式昭告天下，它并沒有走遠，我們依舊很被動。

在石家莊，人們落荒而逃，零下20多度的天寒地凍之下，離開自己有熱炕頭的家，去新建的隔離板房集中隔離；在這場和病毒的賽跑中，我們還是只能封城和全員核酸檢測；封城之際，食品物資的短缺，繼去年的武漢疫情之初之后，再度在吉林通化循環上演；而即將到來的最重要的團聚佳節，全國人民有家難回，被鼓勵“就地過年”。

而如果單獨從各個城市的角度來看，這種被動并不平均。有的城市，在疫情面前，尚能夠保持相對的秩序，比如上海；北方城市尤其是經濟不發達的城市則顯得更為被動——除了溫度更低這樣的客觀條件，北方疫情防控何以至此，我們試圖從疫情的信息中找到答案。

基層醫院孱弱，病毒隱秘傳播，發現時為時已晚

上海在去年11月和今年的兩次疫情中，均沒有開展全員的核酸檢測，取而代之的是，在發現疫情之后，根據排摸傳播鏈上的關鍵節點，鎖定一個比較小的范圍，進行精準的防控和隔離。

能做到這一點，用張文宏的話來說，就是“你快速，我快速”的結果。

1月21日的上海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也就是近期上海首次通報新增本土病例后的第一場新聞發布會，張文宏這樣評價這次疫情的發現過程，“這次的病例是醫院在主動篩查中發現的，這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可以保證我們的反應是快速的，如果不是主動篩查，這個病例有可能會更晚一點發現，我們就做不到’快速’。”

在北方，情況是怎樣的呢？

沈陽的首例確診者在從境外歸國后，于單獨居家隔離期間（14天集中隔離之后）離家外出，在確診前曾去過3家醫院。

河北也同樣錯過了第一時間的快速預警，在警報拉響之前也同樣發生了感染者在院內就診時的交叉感染。

除了農村地區民眾的就醫習慣和衛生室的防控疏漏，影響疫情的及早發現的，還與醫院防控漏洞有關。

引爆石家莊疫情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本市兩家基層醫院的防控漏洞。

在后來的《關于河北省石家莊市藁城人民醫院、新樂市中醫院新冠肺炎疫情院感防控不力情況的通報》中指出，截至1月14日石家莊市新冠肺炎病例數據庫中共有8例與藁城區人民醫院有關聯。

1月1日，藁城人民醫院心內科，一名患者的陪護出現干咳癥狀，2天后，醫院對這名陪護進行了核酸檢測，1月4日，核酸檢測結果顯示陽性，該院出現首例確診者。

疫情防控早已經進入了常態化階段，該院對陪護人員的管理，已經松懈。

在該院，陪護和探視人員隨意出入，陪護人員隨意更換，先入病區再做檢測的現象普遍存在。恰逢年底，有些病區加床嚴重，沒有做過核酸檢測的住院患者和陪護人員，擠在加床率超過90%的心內科病區，但是沒有人意識到，可能存在的感染風險。

首例確診病例出現后，藁城人民醫院院封閉心內科，開展全員核酸篩查。但是，這一補救措施仍然執行的不到位，心內科僅封閉不到3天時間，密接人員隨意到食堂、商店等公共場所活動，無法排除密接的醫務人員仍每天正常上下班。

而且，醫院規定，對有密切接觸史的住院患者，只要間隔24小時，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結果陰性，醫院即解除隔離并允許出院，僅僅在1月5日到1月10日5天時間里，該院就安排心內科70名患者出院。

病毒在醫院感控的不設防下，隱秘的傳播開來。截至1月14日，石家莊市的確診病例中，共有8例與該院有關聯。

幾乎在同一時間，距離藁城人民醫院50多公里的新樂市中醫院，一位因急性腦血管病就醫的患者被查出核酸陽性，成為該院首例確診病例。

此后幾天，醫院陸續發現有醫生、護士、陪護人員等核酸結果陽性。對新樂市中醫院的調查同樣發現：該院對急診患者、住院患者和陪護人員沒有做到“應檢盡檢”；在無核酸檢測結果的情況下就被安置于病區普通雙人間；陪護人員數量多、不固定，隨意進出病區，多次到院外活動；首例患者確診后，流行病學調查不夠科學規范，密切接觸人員及其暴露風險等級的確定不準確。

1月19日，藁城人民醫院和新樂市中醫院因為院感防控不力被國家衛健委通報批評。其中，新樂市中醫院的感染事件，被定性為“社區感染新冠病毒患者，將感染風險帶入醫院，醫院的感染控制措施存在缺陷，而導致的醫療機構感染事件。”

如果回顧分析最近幾波發生在北方的疫情，醫療機構感染（簡稱“院感”）是另一個無法回避的關鍵詞。

需要明確的是，醫療機構內的感染往往是由外部輸入風險引起的，風險總是存在，但是由于醫療機構在感控措施落實方面和管理方面存在疏失，使得這樣的外部風險進入醫療機構后沒有被阻斷。而醫院作為一個人群聚集的“大熔爐”，一旦失守，后果非常嚴重。

藁城區人民醫院和新樂市中醫院先住院后檢測，加床嚴重，醫院管理混亂，院感控意識不強背后，除了常態化防疫下的思想懈怠，也和醫院經營壓力有關。

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一系列防疫舉措，例如“應檢盡檢”，對陪護人員的管理，發熱門診的建設等，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而在疫情年，公立醫院本就承擔著巨大的現金流和營收壓力，在北方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醫療機構，這一壓力尤為突出，很難和上海等發達地區的醫療機構相提并論，也讓北方幾波疫情中，院內感染頻繁出現。

因為缺人缺物，在河北石家莊的部分醫院，在發熱門診做核酸檢測，個別患者甚至需要等待長達16小時才能拿到結果。發熱門診與血透病區、高壓氧、醫療廢物暫存點在同一幢小樓內，出入口相隔僅1米左右。

除了人、物、錢的投入，在經營壓力下，院感工作的開展也難上加難。對于各個科室來說，院感工作屬于隱形成本投入，很多醫院對院感控制投入不夠，原因就在于院感做的再好，也不會因此向病人收費。

而且，據八點健聞了解，在醫院內，雖然“院感無小事”是共識，但是院感科這個 “管”著各個臨床科室感控的職能科室，往往不是很受“待見”。作為行政職能科室，院感科的工資績效和職稱晉升完全是按照行政科室的標準，和臨床科室相比有不小的差距，這也導致很多一線臨床專業人員不愿意從事院感工作。

在國內，只有少部分的醫院，院感科既有臨床的業務也有管理的職能，屬于獨立的一級管理科室。大多數醫院，院感科僅僅是醫務部下面的二級科室，在醫院內的話語權自然也受到影響。

總的來看，疫情預警機制和醫院感染控制失靈，導致警報拉響時，病毒已經開始蔓延，要想控制住疫情，勢必辛苦和困難加倍。

一有疫情就戰時，領導代替專家決策

• 12月19日，大連新增1例本土確診，次日大連進入戰時狀態；
• 12月23日，沈陽尹老太確診，全市當天進入戰時狀態；
• 12月29日，黑龍江黑河出現1例確診，全市放假、停運，1月2日宣布進入戰時狀態；
• 1月2日，河北石家莊爆發多例，次日起河北多地宣布進入戰時狀態。

微信公眾號“維舟”曾這樣梳理過近期宣布“立即進入戰時狀態”的省市，無一例外都在北方。宣布戰時狀態、全員核酸檢測，似乎成了這些城市疫情警報拉響后的標準動作。

相對而言，上海采用的是精準防控策略。

在1月24日的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介紹了上海如何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以22日晚上的情況為例，一組由市、區兩級多個部門外延至社區的專班連續通宵工作15個小時，對一條重要的線索展開深入分析，界定傳播鏈，分析這條傳播鏈有可能延伸多長，排摸這條傳播鏈上的關鍵節點、關鍵場所。分析可能會涉及到的范圍，甚至進一步傳播風險的可能之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動方案。然后兵分幾路，對這條鏈上重要的環節、重要的場所進行進一步取證排摸。

那天晚上，根據流調，專班發現了30個密切接觸者，當天晚上全部隔離完畢。根據這30個密接又界定了2817人可能的接觸者，社區組連夜敲門通知這些人，第二天先不要出門，等待對于密接者的排摸結果確定后，再通知其能否出門。而這，還僅僅只是一條傳播鏈上、一個專班的操作。

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需要極為專業和細致的流調能力，也需要全市多部門的協同配合。

這也正是北方城市所缺乏的。流調是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而參與流調的人員本身專業性不夠就會導致流調的低效。

一位黑龍江省疾控專家告訴八點健聞，“他們的流調報告，有些質量一般。有個患者是1月9日從望奎去外地吃飯，在這個地方傳播了7個人。結果望奎的流調報告顯示，1月8日-15日，居家未外出，家里無訪客。人家老太太8號下午被車接走，接到某地吃飯，并在某地住了一天。怎么能說人家一直居家呢？”

而之所以會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流調做得不認真。“他們就給老太太打電話說，你干嘛去了，老太太說，我哪兒也沒去啊。”

流調的敷衍，一是與流調人員的專業度有關，其次也與疫情進展階段和感染規模有關。

八點健聞了解到，由于流調排查量過大，北方某省的流調有一個規定，從出發到要去做流調到給出流調報告的要求是，每一個人不超過4個小時。以城市經驗來看，一個比較復雜的流調光是和流調對象聊就可以達到2個小時。而農村的流調相比城市更為困難，老年人較少使用智能手機，根據數據能夠搜集到的信息非常有限。此外，農村更在乎人際關系，不愿意透露家人和自己的隱私，一些人在被流調的時候，流調員需要問很多問題，才能誘導其說出真實信息。

高質量的流調以及多部門的協同配合與城市管理水平有關，沒有此前的積累和應急預案，一時是很難高效實現的。

預警失靈，精準防控無法實施，全民核酸和封城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一位流行病學專家對八點健聞表示，全民核酸檢測不失為一種典型的懶政，是官員試圖推卸責任的做法。“擴大防疫規模，多做檢查，責任可能小一點。全民核酸都做了，再防不住就不是我的責任了。”

而一個地區的整體防控策略更多與決策者有關，重要的是是否參考了專業的建議。一位高校學者向八點健聞吐槽，其所在的大學的新冠肺炎防控組內，竟然沒有公共衛生專家，全是領導。“這還是一個官本位的文化。”

學校是這樣，地區更是這樣。一位病毒學專家強調了有懂行專家參與決策的重要性，他舉例稱，上海隔離期間，經常做抗體加核酸。“隔離的人做抗體篩查就不太容易被漏檢，如果核酸陰性，IgG陰性，但是IgM陽性，那這個人我肯定作為重點管控了，即使隔離期滿了，我都不能讓他跑。”

這是專家參與防控起到的作用，但是在北方的隔離點，他發現并不能做到這樣的檢測。“因為沒有懂行的專家指導定方案。”

“你看上海的新聞發布會，市長書記不出來講話的，因為他們不是專業人員。但是河北就不一樣，沒看到專家的身影，也不知道專家在決策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上述病毒學專家說。

全民核酸檢測，不如把精力花在基礎公衛建設上

北方疫情暴露的另一個問題，則是當地公共衛生體系的薄弱。

單從疫情的處置來看，公共衛生的薄弱常常體現在：實驗室的檢測能力；現場工作能力，包括現場的流行病學調查能力；對疫情的分析判斷，撰寫報告，以及和行政部門溝通的能力。

“采集了很多流行病學數據，要進行分析，提出專業的意見，采取的措施效果如何，要進行觀察、報告，還需要跟行政部門講清楚，這是一整套的綜合能力，專業程度很高，也需要經驗，不是短期內就能培養的。”華中科技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魏晟向八點健聞解釋。

實際的情況則是，“別說是縣里了，省級疾控中心都沒幾個人會寫流行病報告。”黑龍江省一位疾控人員說，“大量非醫學、公共衛生出身的人員擠占了編制名額，削弱了疾控機構的專業性。

“特別是縣一級的疾控，很多都變成了家屬后院。”另一位公共衛生專家感嘆。

對疾控系統不夠重視、財政投入不足，是其能力薄弱的根本原因。

2014年國家 “公共衛生專項任務經費”的項目撥款為5.29億元，而到了2019年這筆預算下降到4.5億元。

雖然在全國范圍內，疾控體系建設面臨的困境大多類似，但是在北方，因為經濟發展落后，疾控系統整體性的衰敗導致的問題，在這次疫情中顯得更加突出。

“全國層面都在下降，北方一些地方財政收入少的地方，受到的沖擊肯定更大。”上述公共衛生專家表示。從公共衛生財政支出上看，此次暴發疫情的河北、遼寧地區，正是公共衛生支出上拖后腿的地區，其人均支出費用，明顯低于其他地區水平。

因為投入不足，在遼寧省事業單位改革的背景下，遼寧省各級疾控中心曾經“消失”了18個月，這段經歷，是疾控系統被邊緣化的最佳注腳。

2018年7月，遼寧對事業單位進行改革，保留省級疾控中心，在省級以下，除個別城市外，均將市疾控中心與其他衛生健康相關單位進行整合成為一個“大中心”，不再單獨保留。包括沈陽市疾控中心在內的14家單位，整合為沈陽市衛生健康服務與行政執法中心。

但是整合僅18個月后，遼寧各市疾控中心將重新宣告“獨立”。宣告獨立的時間點，是2020年初，正是國內疫情暴發，對于疾控系統建設的反思，成為各大媒體的頭條之時。

“一出事，馬上就顯示公衛的薄弱，實際上是跟上面的財政撥款，重視程度密切相關，沒有錢就沒有人，沒有設備、沒有工具、沒有培訓。”汕頭大學病毒學專家常榮山了解到，疫情發生前，有些地方的疾控工作人員，甚至沒有做過核酸提取、熒光定量評價，在疫情之后，當地疾控才配備了實時熒光定量PCR儀。

常榮山2020年7月曾到湖北孝感市大悟縣考察過，這是個國家級貧困縣，疫情發生后，各地都加強了公共衛生建設，大悟縣因為有國家援建，縣中醫院建了發熱門診，核酸采樣點，方艙CT等。醫院的核酸檢測實驗室很大，有5，6間房，據介紹，一天最高可以檢測1000份樣本。

在常榮山看來，河北一些縣城，如果地方政府不重視，不增加投入，可能很長時間都達不到大悟縣的基層公衛建設水平，也無法應對下一次的疫情暴發。而這次河北疫情，已經給出了的慘痛的教訓，在現在的人口流動下，如果農村的感染者在當地沒有條件診斷隔離，那么對于大城市來說，風險巨大，代價巨大。

多個公共衛生專家告訴八點健聞，看到北方城市一出現疫情，就開展多輪全員核酸檢查，動輒花費數十億元，感到非常無奈。

“要不要做全員核酸檢測，決策應該更加科學。錢不多，更應該有的放矢，花在刀刃上，千萬人核酸檢測大概10億元，按50萬每臺,可以買兩千臺定量PCR儀。”一位公共衛生專家呼吁，“應該借這個機會，大力促進基層檢測網絡軟體硬件的搭建，不僅僅是這次新冠，還為將來的防疫做長遠考慮。”

吳曄婷 朱雪琦 吳靖 于歡歡|撰稿

徐卓君|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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