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臨床醫學院、北京清華長庚醫院院長董家鴻在“2023中國研究型醫院高峰論壇”分享了關于臨床驅動型-多學科融通式醫學研究范式的探索。他指出，臨床問題驅動型研究是以臨床實踐中的真問題為起點，通過分析凝練定義為科學問題或技術問題，進行目標導向的學術研究，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并產生相應的醫健產品和學術論文，產品回歸臨床應用并接受檢驗評價，并通過反饋式持續研究改進得到完善，最終使臨床問題獲得最優化解決方案。學術論文不是臨床驅動研究的唯一目的，而是醫學知識和科研產品的呈現形式和交流途徑。

董家鴻院士比較了現代科學研究的兩種范式：認知驅動型的研究范式和應用驅動型研究范式。董家鴻說，認知驅動型的研究范式，即通常所說的基礎研究，是為認識現象和事實的基本原理而進行的實驗或理論研究，沒有特定的應用目的或使用場景。如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細胞的發現與細胞學說的建立等。其內在驅動力是認識世界的學術興趣。強調非功利性，認為理論進展提升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帶來無盡應用前景。在學術組織上具有孤立性，知識體系間有明確界限甚至學科壁壘，這是小科學時期的主流形式，比如19世紀的三大發明：細胞學說、能量守恒定律、生物進化論的創始。其研究成果的評判標準較為單一，通常是論文、著作為主導，文憑、學銜、獎項是間接佐證。應用驅動型研究范式是為探索達成特定目的或預定目標應采取的新方法或新途徑，或為確定理論、知識的可能用途而進行的創造性研究，如針對新冠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研發，腫瘤精準外科治療與靶向免疫治療方法。其內在驅動力主要是改造世界的現實需求。其價值觀是功利性的，強調圍繞實踐需求和特定應用開展研究，以研發新穎、實用的方法或產品為目標。具有開放性的學術組織形成，通常為多學科知識交叉與技術集成創新，成為大科學時代科技發展的主導模式，比如二十世紀的三大創舉，原子彈計劃、人類登月工程、人類基因組計劃。其評價標準也是多元性的，強調成果的社會及經濟效益。董家鴻認為這兩種研究方式互為補充且相互促進，共同推進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近年來，應用驅動型科研范式日漸興起，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應用科學領域展開競爭，在解決社會經濟發展問題、開辟新市場和促進產業發展的同時，通過新技術引發的科學原理研究，獲取新發現和新知識，如此應用科學研究成為了引領當代新科技革命的急先鋒?？茖W頂刊Science發文評估1999年以來的十大科學突破，發現其中應用驅動型研究工作的占比達86.0%。

董家鴻院士指出，當前，生物醫學純基礎研究領域，已進入報酬遞減期。世界權威期刊Lancet以英國的生命科學研究形式為標本進行了深度剖析，明確指出“當前生命科學研究領域，科研的投入和產出比例日漸失衡，產生巨大泡沫”。究其原因，一方面，復雜的人體機能與疾病本質的認知用傳統還原論方法難以突破；另一方面，針對老齡化人群疾病和多病共存的復雜性，研究已經到達了一個瓶頸期，更多的投入并沒有帶來更高的產出。醫學家們寄希望于生物醫學與數據科學融合的系統醫學方法，為未來醫學科學研究與復雜疾病防治方略帶來突破?；谂R床實踐的應用型研究是改善臨床實踐、提升健康醫療服務效能、促進臨床醫學發展進步的唯一路徑。董家鴻談到，臨床驅動型的醫學研究包涵多個方向，如回答源于臨床實踐的科學或技術問題、驗證醫學方略的臨床效能和實用價值、認知臨床實踐背后的深層原理和法則、驗證生物醫學研究的科學發現和理論、確認知識和技術的潛在臨床用途等。高價值醫學研究應是解決臨床實踐中真問題，創造受到用戶（醫者，患者）認可的可應用技術或可轉化知識?？墒?，我國目前對臨床驅動的醫學研究重視與投入嚴重不足，這個醫學研究價值洼地亟待開拓。

董家鴻院士介紹了清華大學臨床醫學院和北京清華長庚醫院推進組織化臨床研究的探索和經驗，包括建立臨床驅動型的多元化科學研究隊伍和多學科交叉融通的研究平臺，改革醫師的評價標準和晉升制度，構建以臨床醫師為主導的醫學創新生態體系等。董家鴻院士強調，當前我國的醫學研究仍然以基礎科學家為核心的科研團隊為主，亟需建立以臨床醫師為核心的穩定研究團隊，醫生在臨床中發現的問題能及時對接相關領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高效率發動和組織臨床問題導向的研究，這對于推動我國臨床研究和臨床轉化科學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建立臨床醫生差異化發展路徑以及分類評價機制，破除唯學歷、唯論文、唯獎項等 “五唯”痼疾，構建以衡量標志性成果的臨床實用價值、社會經濟價值和學術創新價值為主導的客觀評價標準。鼓勵包括大學醫院和學術型醫院在內的高水平醫院的醫師投入醫學創新研究，成為學者型醫師。針對過去高層次臨床醫學人才培養中臨床研究能力的普遍短缺，需要通過再教育培訓補強其臨床學者研究能力，包括如何從臨床實踐中發現問題、如何將臨床問題轉譯為科學問題和技術問題、如何設計和實施臨床研究、如何組織多學科合作研究等等。清華大學臨床醫學院與哈佛大學醫學院合作推出了“清華全球臨床學者研究能力培養計劃”，用三年時間培養60名掌握臨床研究方法學的青年臨床學者。

“在醫學院和醫院層面建立臨床研究的共享平臺和學術支持團隊，讓工作繁忙的醫生從科研的重復性工作中解脫出來，將其寶貴的精力專注于發現和轉譯臨床問題以及設計和組織研究工作，這對于提高臨床研究的效率和質量具有重要作用”。董家鴻院士介紹，清華大學精準醫療研究院和清華大學智慧醫療研究院兩院是校級醫學與多學科交叉融通研究的平臺，實行實驗室雙主任和研究項目雙PI的醫工結合模式，推進體系化開展以臨床問題為導向的臨床轉化科學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臨床實用價值的科研成果，其中國家肝膽疾病標準數據庫、AI精準肝膽外科規劃系統、AI手康復機器人、糖尿病數字管理系統、智能穿戴心臟監測設備等產品已用于臨床。董家鴻團隊深耕外科臨床實踐，從源于臨床的科學和技術問題著手系統探索研究外科學原理和技術，原創提出精準外科理念和建構的精準肝膽外科范式，受到了國內外同道的廣泛認同和推廣應用，為推動當代外科學理念和范式的轉變作出了貢獻。

董家鴻院士指出，全面提升我國臨床驅動型研究水平和健康科技創新成效，需要培養造就新一代集“良師-學者-領導者”于一身的卓越學者型醫師，使之成為中國未來醫學科技創新的領軍人才。過去，我國臨床醫學學位教育中存在誤區，用生命科學或基礎醫學科學家的模式和標準來培養臨床醫學專業博士，學位論文研究中追求科技熱點方向多而解決臨床真問題少，造成高層次臨床醫學人才的科學視野對細胞、基因與分子的微觀世界的關注有余，而對人體、人群、社會和生態的系統思維不足；對于大多數醫生而言，生命科學技術方法諸如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生物組學等在臨床學者的研究中難有用武之地，而這些技術是醫學生們曾花費大量精力以擠兌寶貴臨床實踐能力培訓時間為代價習得的；相反臨床研究的方法學和醫學交叉研究的知識基礎等臨床學者應知的知識儲備和研究能力卻明顯欠缺，面對臨床實踐中源源不斷的寶貴病例資料和學術研究素材，醫生們常常望洋興嘆、難以下手、頗有書到用時方恨少的遺憾。當下是醫學屆應該深刻反思和重新定義MD和PhD培養模式和標準時候了，我們需要在現代醫學科技創新的生態體系中定位醫生的地位與價值，賦予學者型醫師應有的知識、能力、平臺和資源。清華大學基于對卓越學者型醫師培養內涵與價值的研究和認知，結合學校的多學科資源稟賦，在探索發展新醫科的實踐中推出了兩個卓越醫師培養新模式，即學士后4年制學士后研博班的卓越學者型醫師項目（Outstanding physician scholar） 與8年制本博貫通班的卓越醫師-科學家項目（Outstanding physician -scientist），兩個模式的共同特征就是改革醫學教育理念與方法、并軌培訓醫學生的臨床醫師執業能力和學術研究能力；其關鍵在于以涵養高層次醫學人才的卓越潛質為目標，凝練卓越醫師必備醫學知識要素、臨床醫生勝任力要素、臨床學者能力要素和醫者職業素質要素，運用先進的教學模式和方法高效率完成充分而必要的培訓，避免在長學制醫學人才培養周期漫長的情況下還要浪費大量時間做無謂的訓練。

董家鴻院士最后強調，臨床研究應從為科學而研究向為社會而研究轉移，聚焦尚未滿足的社會健康需求和尚未解決的醫學科技問題，從臨床實踐中發現、研究和解決真問題，創新健康醫療技術和產品，提高健康醫療服務能力，滿足社會健康服務需求，促進健康產業發展，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寫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