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少年視力的保護，從未像現在這樣受到重視。

兒童青少年近視率納入政府績效考核，近視防控措施的落實，由各省（區、市）人民政府主要負責同志親自來抓。

這是2018年8月八部委印發的《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中提出的要求。該方案將近視防控的重要性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各部委明確分工：教育部負責減負，衛健委提供專業服務、制定相關標準，體育總局增加兒童體育運動，新聞出版署控制網絡游戲總量，市場監督總局規范配鏡行業……

任務目標也很明確：將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每年降低0.5至1個百分點。

在一些地方，近視防控措施堪稱“武裝到牙齒”。據媒體報道，山西長治甚至宣布將裸眼視力納入中考成績。

政策如臨大敵的背后，是中國兒童青少年糟糕的視力狀況。

世界衛生組織研究報告顯示，中國近視人數多達6億，青少年近視率世界第一。

據2018年國家衛健委《全國兒童青少年近視調查報告》，當年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3.6%，從小學到高中，近視率呈階梯升高，高中生近視率達81.0%；高三年級近視度數高于600度的學生，在近視總人數中占21.9%。

△ 某中學課堂，戴眼鏡上課的學生。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據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李玲團隊今年6月發布的《信息化時代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報告》，近視問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更為嚴重。

在浙江溫州，2020年12月兒童青少年的平均近視率達60.26%，高三畢業生近視率超過90%，并且近視的病程已延伸到學齡前時期，兒童青少年在小學一年級時，就已有42.56%的人出現近視。

李玲團隊在報告中指出，若沒有有效的政策干預，保守估算，我國未來將有近9.6億近視人口，為美國全部人口數的三倍。

保護青少年視力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僅僅停留于形式化的眼保健操。

近日，教育部、國家衛健委等十五部委聯合發布《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光明行動工作方案（2021—2025年）》，要求“每年面向各省級人民政府開展全國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評議考核”。

這是中國近視防控行動的進一步升級。相比兩年前的“八部委文件”，不僅參與部門增加近一倍，各部門的分工也進一步細化。

可以這樣說，在國家層面，一場針對兒童青少年近視的“攻堅戰”已經打響。

最危險的時候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副院長魏文斌團隊，在北京的城市和農村做了10年研究。他們發現，2001年以來，近視已超過白內障成為致盲的第一因素。

“上醫治未病，對于近視，我們需要建立先防后治的理念。”多年從事近視防控的鐘立告訴八點健聞。鐘立是上海新虹橋國際醫學園區美視美景眼科中心創始人，也是全國近視眼防控聯盟、三亞近視眼防控高峰論壇的發起人。

更嚴峻的問題是，近視人群的低齡化。

李玲團隊在《信息化時代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報告》中指出，近視低齡化絕非“多戴一副眼鏡”這么簡單。近視的發生與危害都是不可逆的，隨著近視的低齡化帶來的病程延長，人群中近視程度的分布勢必會向高度近視演變，進而產生各類眼底病變，造成嚴重的永久性的視功能損害。

報告進一步警示，“近視的早發和高度近視高發不僅危及當代人口素質，也影響我國未來的人口素質，對我國社會經濟乃至國防安全產生重大危害。”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院長、上海眼視光學研究中心主任周行濤發現，來找他的近視患者中，高度近視（600度以上）的比例在逐漸提高，這引起了他的特別警惕。

近視是周行濤多年來專注的領域之一。來找他的患者以華東地區居民為主，但其他地區，甚至遠在海南、黑龍江的高度近視患者也常常慕名而來。

近日，他的團隊統計了2020年近視矯正手術患者的數據，發現其中高度近視比例超過了30%。“以前沒這么高。”

高度近視的比例突出，是中國近視群體的一大特點。雖然周行濤和同行們如今可以用手術讓這些患者改善視力——輕中度和普通的中高度近視，做飛秒激光手術；高度近視，做 ICL晶體植入手術——但不少患者正是因為可以借助手術，而對高度近視的發展缺乏重視。

這讓眼科醫生們憂心忡忡。高度近視可能引起眼底、眼球的并發癥，如視網膜脫離、白內障、青光眼、黃斑裂孔等，即病理性近視。隨著年齡增長，病理性近視致盲的風險會不斷升高。

邊緣學科

目前，近視一旦發生就無法治愈，只能盡量控制其進一步加深。

“我們一定要走到前面去，強調預防。”周行濤說，“患者做近視手術越來越多，這個是不對的。”

中國的近視率如此之高，背后有復雜的社會因素。

除了遺傳、學業壓力、缺乏戶外活動，眼科專家們發現，近視還與城市化的進程有關。眾所周知，經常看遠處，讓眼睛得到休息，有助于保護視力。但在現代城市，青少年更多是在封閉環境里，加上高層建筑遮擋，并沒有遠處可看。

“如果在草原上放羊，一般不會近視。”鐘立說。

但是，現在農村孩子的近視率也已比較高。視光企業依視路近期組織志愿者團體到云南施甸縣，免費為當地兒童篩查視力并驗光配鏡。他們發現，這個剛脫離貧困縣序列的縣城，2020年中小學生平均近視率為52%，中學生的不良視力比例更是達到了75%。

“大多數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們和父母聯系的方式僅是一部手機或者一塊可通話的手表，孩子難免會控制不住去玩電子游戲。”一名志愿者分析當地近視率高的原因。

因此，預防近視，不僅僅是一個醫療問題。然而在過去很多年，近視防控的主戰場卻一直在醫療界，而且相當邊緣。

△ 低頭玩手機游戲的青少年。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鐘立2012年發起三亞近視眼防控高峰論壇時，邀請參會代表和嘉賓十分困難。

綜合醫院的專家很難請到。“因為綜合醫院的眼科是小科，在五官科里面。而近視又是眼科里面很小的眼視光專科，很不被重視，很少有專門研究近視的專家。”他回憶。

他們又去找專科醫院，卻發現，絕大多數眼科醫院主要關心白內障、青光眼等問題，重心在做手術。“當時很多人認為近視不是病——只是看得不舒服，但還看得見。所以很多眼科醫院的大專家大教授也沒有響應。”

那時邀請教育部門參會也遇到很多困難。鐘立分析，當時教育部門都承擔著比較重的升學壓力，而且對學生健康方面的考核指標，主要在口腔、肥胖等方面，近視問題還未引起重視。

周行濤也有多年類似的“碰壁”經歷。早在2002～2003年，他就開始主動聯系學校，想進校給孩子們做檢查，幫助防控近視，“只有很少的學校愿意”。

直到2018年的“八部委文件”發布，將近視防控提升到從未有過的高度，這才讓近視防控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改觀。從那一年開始，近視防控成為國家主導、多方參與、科學推進的系統工程。

“文件下發以后，我們做近視防控的人，感覺完全就不一樣了。”鐘立注意到，其中一個明顯的變化，是教育系統“馬上動起來”。

周行濤也立刻發現了變化：各學校都非常歡迎他進校做防控，甚至還經常有學校主動來邀請他合作。

隨后，周行濤和鐘立共同與閔行區華漕鎮鎮政府合作，為該鎮的孩子全覆蓋建立“屈光發育檔案”，并進行跟蹤隨訪和及時干預。他們還承擔了閔行區社區服務中心工作人員的培訓，這些工作人員隨即投入到兒童青少年視力普查和建檔的工作中。

新路徑的探索

三年來，國內多地都在積極探索兒童近視防控的新路徑。

溫州是行動最早的地區之一。幾年來，溫州對全市域所有中小學生進行近視普查，每學期兩次，覆蓋全市1333所中小學，超過100萬名中小學生。為了查得更快、更準，溫州市財政投入1600多萬元，為學校配置視力檢測設備。

在普查的基礎上，溫州市為每個孩子建立了視覺健康數字檔案，精準動態掌握全市中小學生近視率、矯正率等指標以及變化趨勢。對已經近視、發展快，或者未近視但處于高風險階段的學生，該市打造的近視防控信息化平臺會自動向家長推送預警和就醫指導。

此外，溫州還致力于政府、學校、醫療單位、學生、家長五方聯動，試圖對每個孩子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的全流程進行管理。

其中學校是一大重點：溫州要求學校規范課堂電子教學產品應用，嚴格減負，剛性保證學生每天體育鍛煉1小時與戶外活動2小時；在硬件設施方面，改造了全市中小學教室的燈光照明，更換了31.8萬套可調節課桌椅，累計投入財政資金1.64億元。

在此基礎上，該市還將教室采光照明、課桌椅設置的標準，擴展到全市5000多家教育培訓機構。

“這些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國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專家宣講團團長、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眼視光醫學部主任瞿佳總結。

2018年至2020年，溫州市中小學生總體近視率年均下降1.28個百分點，高于“八部委文件”中0.5%～1%的目標。

上海則在視力普查項目中增加了眼軸測量。將通常的檢測結果結合眼軸數據，可以更好地預測下一步視力變化的大致程度，從而提供更個性化、針對性更強的防控方案。

防控關口前移，從0～6歲就開始

如今，許多小學生已有非常大的學習壓力。上海某私立眼科醫院的導診告訴八點健聞，即使在周末，許多家長帶孩子來看診時，都十分著急。“他們說‘快點給我安排，我們今天是擠時間過來的，馬上還要去某某地方上課。”

北京某知名公立小學的一位教師告訴八點健聞，她發現，自己任教的一年級班上，不少孩子已經能閱讀字數較多的英語課外書，而按照課堂進度，這大約是五六年級才會達到的水平。甚至有的孩子入學時，已經能用中英文寫簡單的作文。同時她還發現，班上不少孩子，如今已戴上了近視眼鏡。

這一班級的情況并不鮮見。入學前提前掌握小學知識，已成為不少孩子的“標配”。隨之而來的是，發生近視的年齡也在進一步提前。

周行濤曾統計過上海一家公立小學一年級的近視比例，這個數字“超過30%”。

近視出現越早，就非常可能發展為高度近視，并發癥等問題隨之而來。針對近視低齡化的問題，中國已將近視防控的年齡段大幅度前置。

2021年最新發布的十五部門“光明行動工作方案”，專門提到了0～6歲嬰幼兒近視防控。教育部近日發布的對不同學段的近視防控指引中，學前階段也作為專門一項單獨列出。

“為什么關口前移？原來我們認為小學以后學習壓力大導致近視，但近年發現，低幼兒童的近視率也在提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幼兒園時期，孩子們就已經在上各種輔導班，在接受過度教育了。”鐘立總結。

與此同時，兒童接觸電子產品的年齡也大大提前。據《中國青少年互聯網使用及網絡安全情況調查》，目前我國5 歲以下就開始接觸互聯網的兒童青少年占比已達10% 以上，而6～10歲接觸網絡的占比已超過六成。低齡觸網，已經對我國兒童青少年視力的正常發育構成嚴重危害。

“如果孩子在生長發育的快速階段近視，按一年增加100度算，6年后就是600多度了。”鐘立表示，將防控提前到0～6歲，可以有效減少兒童較早發展到高度近視。

教育部在“不同學段近視防控指引”中指出，“0～6周歲是早期近視防控的關鍵期”，需要增加戶外時間、少用或盡量不用電子屏幕，不宜讀寫，主動遠離幼兒園小學化傾向。

“內卷”和信息化時代，如何預防近視？

溫州百萬中小學生視力普查的詳細數據，如今尚未公開。不過，它與全國其他地區幾年來的統計數據一起，為下一步近視防控新政策提供了依據。

瞿佳表示，溫州試點過程中，最大的難點是：“怎樣真正落實評價體系？”

他總結，預防的主要方法，是改變學習生活方式。“孩子們要跑起來，要多玩，要戶外活動。越小的時候越要多玩。”

瞿佳覺得目前最急需的是，要在全社會形成這樣的意識。“不然，一個班級里一半人在讀書，一半人天天跑步，怎么可能？”

“還有保障戶外活動、課外活動、體育運動，怎么真正落實？我覺得都要從國家層面來做，一個城市做這個事情還是比較難的。”他補充道。

除了學業競爭壓力，信息化時代，被電子屏幕包圍的用眼習慣也是近視防控的一大阻礙。

“八部委方案相當于一個國策，推行之后很快就有了成效。”北京大學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介紹，2019年的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比上年下降了約3.4%。

不過由于疫情影響，去年的近視率數字又有所回升。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青少年視力調查數據顯示，由于疫情期間觀看電子屏幕時間增長、戶外運動時間減少，中國中小學生近視率比上年增加了11.7%。

今年年6月7日，李玲團隊發布了最新的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報告，聚焦于“信息化時代的近視防控”。

報告建議，優化制度安排，以設立國家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辦公室等方式，明確政府內部權責劃分，同時促進政府與公益組織、企業在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方面的合作；在全國范圍內，從決策、規劃、操作、監管四個層面推進、落實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

李玲團隊幾年前的報告，是2018年“八部委文件”出臺的重要推力。如果下一步的防控工作參照了這些建議，中國的近視防控戰爭，可能還將進一步升級。

方澍晨、陳鑫｜撰稿

劉冉｜編輯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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