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大基因從來不缺知名度。

它的創始團隊早在本世紀之初，即代表中國參與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華大基因作為華大集團旗下板塊，專注基因測序的科研服務和醫學應用，2017年登陸深交所創業板上市，一直占據著最亮眼的賽道：小而言之，這是最前沿的大健康產業賽道；大而言之，華大的業務愿景可以覆蓋整個生命經濟。

華大基因尹燁，是理工男出身，今年42歲，在不久前才剛升任華大集團CEO、華大基因副董事長。他的老板和導師是華大創始人汪建，兩人年齡相差25歲，剛好一代人的距離。

△ 華大集團CEO、華大基因副董事長 尹燁

生命科學和生命經濟是21世紀的顯貴，華大沒有理由太低調。領導團隊表現出的對于生命科學的澎湃激情，讓華大極具辨識度。和華大CEO的職務并行，尹燁還是一個面向大眾的生命科學布道者。他創辦的科普音頻節目《天方燁談》，迄今已播出1800余期，以幾乎每天一期的節奏，斬獲10萬訂閱量和2億播放量。

2021年4月，華大基因發布了上市以來最亮眼的一份年報：2020年公司營收84億元，同比增長近200%。新冠疫情是顯而易見的加速器——公司憑借“檢測試劑盒+火眼實驗室”的雙線布局，海外業務收入占比首次大幅提升至超過60%。而在2020年之前，華大基因的國內和海外營收占比約為8：2。

在生命科學和生命經濟的宏大愿景中，在生而俱來的高科技光環和高曝光率形成的公眾印象中，投資人、客戶、合伙伙伴和大眾，仍需要在作為企業和行業標桿的華大基因身上，尋找更多的確切性：

刨除2020年疫情刺激因素，華大基因近年的年收入不過20多億，顯示精準醫學的市場仍在培育之中，這是不爭的事實。那么，這一長期賽道何時才能迎來海量級的營收爆發？形成與其愿景相匹配的經濟規模？

時至2021年中，全球疫情已得到大幅控制。后疫情時代，華大基因的未來增長潛力何在？國內市場將如何擴容？全球化布局是否可持續？

最后，作為華大集團CEO的尹燁，將如何把創始人汪建出了名的天馬行空般的戰略構想，植根到企業經營與發展的土壤之中？

近日，八點健聞在深圳華大總部專訪了尹燁，聊了聊華大，以及生命科學的當下和未來。

布局后疫情時代，主營業務與新增點

如今可能已經沒人再問尹燁“華大基因可以做什么”。

基因科技已成婦孺皆知的顯學，華大的商業模式也早已確立。過去21年里，華大從科研出發，逐步成長為“產學研”一體化的生命科學前沿機構。華大基因的業務涵蓋生育健康、腫瘤防控、感染防控、多組學大數據服務與合成業務、精準醫學檢測綜合解決方案，業務遍布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服務全球逾5000家醫療和科研機構。

2020年，華大基因全年營收同比增長近200%，扣非凈利潤大漲八倍有余。但其中，與新冠病毒檢測相關收入占比頗高，這或許是二級市場對如此亮眼的年報反響平平的原因——市場擔憂華大基因在疫情之后還能否交出這樣的答卷。

近期，華大基因官宣了一個大項目——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合作，對十萬例罕見病患者進行全基因組測序。罕見病領域會是華大未來新的戰略重點嗎？后疫情時期，尹燁對形勢如何研判？

八點健聞：部署罕見病患者的全基因組測序項目，是為了尋找業務新增點嗎？

尹燁：中國約有2000萬左右的罕見病患者，但罕見病在多數藥廠并不被重視，因為每種罕見病的患者人數少，藥物研發成本高。因此對罕見病來講，預防很重要，華大希望跟華西醫院合作，助力維護罕見病患者的健康權益。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中國要有自己的平臺、自主可控的測序儀，對國內的樣本負責，數據能得到充分的保護和規范利用。

八點健聞：如何去利用這些數據？

尹燁：現在做的第一步就是數據化，怎么去利用數據還在商榷，因為很多數據涉及確權問題。《數據安全法》剛剛出臺，下一步要按照法律法規，把數據管促結合，有效利用。這個項目的切入點是在科研和臨床之間。華大的業務，很多是在科研與臨床之間無縫轉化，科研成果直接面向產業轉化應用。

八點健聞：這個項目賺錢嗎？

尹燁：至少在這一刻是不虧錢的。當年第一個人的基因組花了38億美金；2013年，美國第一次把價格拉到1000美金，今天華大的公開招標價，一個人的全基因組1348塊錢，相當于200美金。也許成本還會下降，這是一個未來5年的計劃。

八點健聞：由于疫情促動，2020年華大基因表現出色。你預估疫情的走向如何，后疫情時期華大會作怎樣的調整安排？

尹燁：華大基因在海外的收入，從去年來看在總收入的6成以上。新冠疫情給了中國的基因測序、體外診斷試劑公司登上世界舞臺的機會，讓海外國家看到中國可以輸出如此物美價廉、有競爭力的產品。截至去年底，我們的“火眼”實驗室（高通量核酸檢測實驗室）在全球近30個國家和地區建了80余座。國外會發現中國的技術、解決方案、服務都很好。

△ 火眼實驗室

今年以來，新冠病毒在多個國家發生了變異，從原始株到Alpha、Beta、Gamma、Delta變異毒株，病毒本身的變異速度太快了，相當于從1G到現在4G，但檢測、疫苗好像才走到2G。人類恐怕要與新冠病毒長期共處，所以藥物研發、疫苗接種、病毒檢測還將持續很長時間，相應的市場機會也值得把握。

八點健聞：疫情前，華大基因的主營方向是生育、腫瘤領域的早篩業務。疫情后，華大如何繼續鞏固和提升這塊業務？

尹燁：早篩業務的前景，取決于成本可控、渠道可及、認知正確。成本和價格直接決定了早篩產品能否普及。這是我特別關心的問題，1000塊錢是普及不了的，100塊錢可能被普及。但是成本的降低，還需要時間。

未來，我們希望大家在做一個基因檢測的時候，不要再問 for what而去問why not？就像今天生化檢測抽血化驗一樣。

八點健聞：你關心醫保支付的問題嗎？

尹燁：華大現在做無創產檢，為受檢者購買了保險，假陰等技術固有局限的問題可以通過保險公司賠付受檢者。其實都不用醫保，用商保就能解決。檢測的確有方法學的極限，任何檢測都做不到100%準確。我們在幾年前公開的數據是每3.3萬人當中才會出1例假陰性，我們也會聯合保險公司對這一例假陰性進行賠付保障。

對于我們來說，未來醫保最核心的解決方案是像河北省那樣，愿意全面采用無創產前基因檢測技術為老百姓做免費篩查。華大可以通過大幅降低檢測費用，解決可及性的問題。

八點健聞：在早篩領域，你覺得還有什么樣的行業趨勢？

尹燁：越來越多的癌癥會被早篩，現在是單癌早篩，之后會變成泛癌早篩，再后來會變成多方法聯用。比如說肺癌就不一定用測序的方法來做，用低劑量CT就可以；乳腺癌用鉬靶或者超聲就可以，現在這些便攜式的設備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方便。不是說華大會做測序，就什么都測序，那就是你手里拎著錘子，看什么都像釘子。其實是根據不同癌種的特性，給出不同的解決方案。

“什么都做”的背后，是共通的底層技術

憑借深耕基因組學行業二十余年的積淀，華大的業務觸角遍及各個檢測領域。幾乎所有基因組學能應用的地方，都能看到華大的身影。

“全都要”的華大，也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比如，專注于前端的篩查與預防，堅決不碰化學制藥。

尹燁一再重申底層技術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只要核心技術在自己手中，而且通過一次次大規?？挂邞鸲返哪?，華大的團隊作戰能力、工程化能力和規模化檢測能力，都會讓其他企業望塵莫及。

關于研究機構和企業的身份界定，尹燁沒有過多糾結。他認為，“科技”兩個字可拆解為科學和技術兩個層面，生命科技必須從“科”開始，然后才成為能夠應用的技術。從理論成果到批量的產品，從天上的愿景到落地的現實，他把自己定位為“搭梯子”、“做翻譯”的角色。

八點健聞：疫情期間，華大的“火眼實驗室”成為新聞熱點。從商業角度考慮，這種基于疫情應急的產品可持續嗎？大集中、大動員，是否會成為未來公衛治理的重要手段？會給檢測行業帶來什么樣的改變？

尹燁：中國的公共衛生能力在SARS以后有了長足發展，主要得益于對疾控的投入加大。

新冠疫情對公共衛生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必須應對。從以前的周級響應到現在的天級響應甚至小時級響應，一個城市從以前每天幾萬人提升到今天可以對幾百萬人做篩查，這個過程中，地方公共衛生的基建在提升，測序能力在普及，大規模核酸檢測能力也在普及，政府和市場的力量開始有機融合。

試想，如果同樣一套應急檢測體制放到出生缺陷或惡性腫瘤等重大疾病的防控上，中國的人均壽命和對醫療衛生成本的節約會是怎樣？華大希望通過“火眼”實驗室去做的這種模式，是合規化、標準化、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工程化，希望這種方式能向全世界去復制，造福全世界的人民。

八點健聞：“火眼”實驗室能夠在全球快速落地，華大的海外布局有什么優勢？

尹燁：華大現在有8000名員工，其中海外員工1000余名。

很多人講華大國際化做得好，其實華大天生就有國際屬性。華大因為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而成立，以一個科研項目起家，當時的合作伙伴是美、英、德、法、日等國家，一開始受到的訓練就是跟世界頂尖的玩家在基因和基因組領域合作。積累到如今，華大和各個國家的頂尖學者和科學家擁有長達20多年的友誼，從他們第一代人到他們的學生，大家都走得很近。

為什么說疫情是檢驗？如果是做試劑賣到各個國家，很多公司都能做，但要在當地建實驗室就很難了。截至2020年末，華大基因累計在海外運營“火眼”實驗室超過80個，分布在全球近30多個國家和地區， 在2020年新冠抗疫工作中，華大員工累計參與國內外抗疫2,000余人次，向海外派遣員工近千人次，有序推動“火眼”安全高效運轉。之所以有這種組織能力，是因為華大早先就和當地建立起了信任，通過多年積累的品牌口碑和工程化能力，才得以迅速把它武裝起來。

八點健聞：華大也是一個生態建設者，培養出了很多“華小”。華大是否在有意識地扶持整個生命科學生態？

尹燁：在一個體系或領域到達某種程度以后，勢必會產生更細的社會分工，就會有一些人離開華大，過去稱為“華小”。現在很多已經規模不小，所以從華大出去的現在稱之為“華創”。

在整個生態中，華大現在相當于是上游，有更多的選擇機會；而“華創”們是一個個細分領域的下游，精耕細作，甚至在某些細分領域比華大做得更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此一來，華大和“華創”們能夠合力，大家一起研究怎么推動行業發展，把事情做得更好。

八點健聞：目前高通量測序成本降低，大量競品涌入之后，華大怎么生存？會不會有壓力？

尹燁：天下武功出少林，最根本的東西，還是要“少林寺”來解決問題。（笑）

八點健聞：外界有一種聲音稱，華大像巨無霸一樣，從測序儀到農業什么都做，現在是什么情況？有沒有聚焦的方向？

尹燁：這是個好問題。

華大戰略肯定會聚焦。華大嘗試的領域比較多，這是因為底層支撐的技術是一樣的。對人的研究是做疾病和健康，對動植物的研究是做育種，對這兩者而言，底層技術沒太大區別。

如何理解華大，不能僅看應用的領域，要看底層技術通不通。如果底層技術是通的，華大就能孵化出更多的東西。做的過程中也可以把它孵化出去，但一些關鍵的技術必須掌握，這是如何利用通用型技術平臺實現不同的產業轉化應用。

這并不意味著華大什么都做，比如不會嘗試化學制藥，華大現在聚焦于做預防，而不是傳統治療。

八點健聞：華大之前一直被人詬病企業和研究機構性質不明晰，現在是怎么解決的？

尹燁：這個問題本身是對科技創新有偏見。企業為什么不能做科研？在美國，Google、特斯拉做科研都可以，為什么中國企業做科研就被撕裂了？

研和發不一樣，研是0到1的過程，發是1到100的過程，前面主要做出來就行，后面要保證良品率，保證多快好省，企業就有自己的獨特優勢。華大有自己的研究機構、產業機構、教育機構，有公益性基金會，還承擔了國家基因庫的運營，這幾塊業務都相對獨立運作。如果本來也需要去找一個大學的研究所，為什么不找華大研究院？我們在Science、Nature等科研雜志上發表了幾百篇文章，實力毋庸置疑。包括我們自己創的期刊GigaScience，在全球綜合性期刊也是可圈可點的。

我希望大家思考，華大今天為什么能夠成為這個樣子，從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始以來的30年，還有沒有其他玩家取得了類似的成就？看起來這些閑棋冷子，為什么今天變成了星羅棋布，珠聯璧合，在一次疫情中徹底檢驗了它的成色？我們更要思考它怎么走到今天，而不是今天它合不合理。一個運動員已經跑進了世界決賽，偶爾還拿拿冠軍，你還說他沒按規范訓練，這是錯誤的。

不會做科普的CEO，不是好CEO

尹燁不僅是華大CEO，還是一個孜孜不倦的科普“網紅”。盤點尹燁做科普的工作量，不禁會困惑，他哪來的時間做CEO？

在公眾場域，他金句不斷，甚至有時口出“狂”言。有人說是信口開河，有人說是醍醐灌頂。

或許他也意識到：一個人的聲譽，是對他所有誤解的總和。“你會發現做科普的人其實都很孤獨”。他對卡爾·薩根的名言深有體會——做科普是危險的?！爸v淺了，專業人士會說不嚴謹；講深了，聽不懂，還叫科普嗎？”

為什么要堅持做這件“危險”的事？

八點健聞：從2016年起做音頻節目《天方燁談》已經有5年多了，這些年做科普節目，你的出發點是什么？

尹燁：任何一個現代科學技術能普及，無外乎三個要素——第一成本可控，大家用得起；第二渠道可及，大家用得上；第三就是認知正確。

前兩件事，一般企業都會做。但最后一個“認知正確”，假如我不做，這件事情誰來做？

比如醫學，它不僅僅是科學，它夾雜了很多社會要素在里面，包括心理學。如果大家不能在底層認知上達成一致，作為一個生命科學的頭部企業往下去做，必然會遇到非常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我特別反對把一個事物無限神化，比如吃了這個就長壽了，吃了那個就減肥了。很多特別無厘頭的概念，如果不成體系地去科普糾偏，這個產業是無法做大的。

八點健聞：剛開始做科普的時候內部有沒有反對？現在大家的態度轉變了嗎？

尹燁：肯定有（反對），有人說“你閑著沒事做這個”。

但我有一天開始發現，很多股東來參加股東大會說，“今天來就是想聽聽你現場版的《天方燁談》”，我突然意識到，原來科普可以讓更多的華大人和投資者覺得這個事情有幫助，至少是個品牌認知，可能又帶動了一群客戶。

現在很多人認識我，不是因為我在華大的頭銜，而是因為看我的視頻，聽我的音頻，還看過我的書，從而知道了華大，這對我來講是個正向反饋。

八點健聞：國內新冠疫情，讓大眾對生命科學的認知有了多大的改變？

尹燁：新冠疫情帶來了一次生命科學的“文藝復興”。一個最大的改變是，以前很難講的一些知識今天大家都明白了：核酸檢測、抗體、疫苗等等。

以mRNA疫苗為例，合成一段病毒序列包埋后以疫苗的形式直接注射到人體內，這時候大家就不會討論這個疫苗是否是轉基因的問題。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很多問題可以從多個角度去理解。把技術妖魔化或把技術無限無害化都不對，技術是中性的，在乎用者之心。

八點健聞：你常常思考生命科學、哲學，甚至科學與文化之間的關系，現在在這些領域，你的最新思考是什么？

尹燁：最近一個核心思考是當前中國最大的機遇。在一個生命經濟大潮即將到來的時刻，如何處理好工業經濟、信息經濟和生命經濟的轉折點的關系？在生命經濟上怎么能夠提前布局，久久為功？

這次疫情證明，群防群控的體制是一種公共衛生模式，它檢驗了中國的疾控、中國的公共衛生體制，也給了中國所有從業者一個很好的機會。哪一個國家可以讓1000萬人口的城市在5天做完核酸檢測？如果沒有中國的制造業，沒有多年的技術儲備，像華大或其他頭部機構不可能這么快去幫助這么多國家，這種能力是需求催生出來的。

八點健聞：人類基因組草圖繪制完成已經21年，目前你在科學領域最新的關注點是什么？

尹燁：第一是時空組學，它可以對每個細胞進行高分辨原位測序。過去人類基因組是測了一堆細胞混在一起的結果，現在可以對海量單個細胞進行大規模測序。對我們來說，就是可以在原位去看生命活動是怎么發生的，比如腫瘤細胞和正常細胞有一個明確的邊界嗎？沒有，是交錯的。有正常細胞死守在腫瘤細胞內，還有各種各樣的免疫細胞想去進攻腫瘤細胞，腫瘤細胞不斷地去抵抗。

這是華大原創的技術，能看到當前最高分辨率的細胞互作。

第二是合成生物學。原來做人類基因組測序，更多的管它叫“讀”，基因編輯是“改”，現在能把這些堿基按照原來的序列“寫”出來，這就叫合成生物學。“寫”的市場遠大于“讀”和“改”。比如屠呦呦的青蒿素，今天青蒿素不是從青蒿提取出來的，而是拿一個100升的發酵罐去養酵母，給它寫一段可以產生酵素的基因進去，100升發酵罐產生的青蒿素，相當于把整個澳門的土地全部用來種青蒿一年的產量。

第三，就是整個生命大數據帶來的對于計算的挑戰，今天的數據用目前這種架構和存儲搞不定，它呼喚量子計算、DNA計算或者其它的生物計算。就拿汪老師來說，他現在個人的健康數據都已經達到了若干個P的級別，我們1個硬盤才幾個T，1個P是1024個T，這個數據量太大了。

怎么看待汪建，怎么看待自己？

八點健聞：華大是一家獨特的公司，創始人汪建的風格也比較特別，這或許就是華大基因的基因？汪建對你有什么影響？

尹燁：不光對我的影響，汪建老師把華大變成了一個愿景驅動的組織，華大內部叫大目標驅動。目標足夠大的時候，所有的資源配比、組織方式都按照這個目標去匹配，在這種情況下長期堅持，就能看見很多升維的優勢出現。

八點健聞：汪老師是怎么選中你的？

尹燁：這得問汪老師，這個問題我是很難答的。換言之每一個人他都應該先做自己，而不是別人的傾向，別人的喜好。就像大家找一個伴侶的時候，如果伴侶拼命想按照你的期望，成為你習慣的樣子，你可能就覺得他沒意思。

我一直堅持在做自己，但是我認可汪老師的很多理念，應該說我們有一些深層的共鳴。

八點健聞：你會不會覺得汪建老師太天馬行空？你對自己的理解是個落地的人，還是也是天馬行空？

尹燁：的確汪老師更多的時間是思考未來，但汪老師想落地的時候可以非常落地，比如去年他“逆行”武漢沖到一線，直接創立了“火眼實驗室”，通過大規模核酸檢測對武漢疫情起到了關鍵作用。

我想只有當創始人的想法能夠創建足夠大的愿景，才能夠吸引足夠優秀的人，才可以保證整個團隊都按他的方向去嘗試和努力。如何落地的工作就交給我，我現在是在“天”和“地”之間貫穿的那個人，我要把天馬行空的事具象化，把下面落地的梯子搭出來，現在就像在做“翻譯”的工作。

八點健聞：你帶領的華大會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樣嗎？

尹燁：從道的層面講，我們會按照創始人既定的目標，尤其是大目標，堅定地往前走。在法和術的層面上，因為現在科技一直在變化，我們有非常多的現代化轉型、數字化轉型，我們可以不斷地輸入新的知識結構、新鮮血液，去讓組織更加高效地運行。這些，我覺得是我們應該去承擔的。

李琳、劉可丨撰稿

劉冉｜編輯

季敏華｜統籌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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