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外部資金在等著，想進入這個領域。”

三胎政策的出臺，為本就火熱的輔助生殖賽道添了一把火，相關概念股一度應聲暴漲。

資本市場的反應，昭示了非公醫療在輔助生殖領域的野心。

2018年全面放開二胎時，輔助生殖曾經歷過一段短暫的繁榮。如今，中國不孕不育人口已多達千萬人，但輔助生殖仍被公立醫院把控著90%的份額。

余下的10%的民營機構，和試圖入場的后進者，在利好的三胎政策之下，如何與公立醫院爭奪日益擴大的輔助生殖這塊蛋糕？

稀缺的牌照，是競爭的焦點。

為減少高門檻、耗時長的牌照獲取成本，不少民營機構選擇了“曲線救國”的路線。一些大型產業集團通過收購有牌機構成功進入輔助生殖領域；醫療專業水平欠缺的相關概念公司，則成了市場化投資人的“香餑餑”。

已有牌照的民營機構則在服務上做起了文章，在相差不大的價格下，更個性化的服務為他們爭取到了一些空間；有一些機構還計劃增加輔助生殖中的男科比重，以拓寬傳統上側重婦科的輔助生殖市場。

轉變正在發生。近幾年，輔助生殖機構已經開始從公立三甲，走向非公醫療機構或者說混合所有制機構的過程。處于輔助生殖業務第一梯隊的醫院中，僅兩家是純粹的公立醫療機構。

雖然牌照數量的放寬緩慢，三胎政策的效應仍需較長時間才能顯現。但從業者對這一行業的遠期發展充滿期待，隨著公眾對輔助生殖或試管嬰兒這項技術的逐步認可，民營機構有所作為的空間會更廣闊。

△ 2018年11月17日，河北石家莊婦產醫院新生兒重癥監護室內，護士正在細心照料早到的“天使”。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稀缺牌照背后的生意

稀缺的牌照，是入場的第一道門檻。

截至去年年底，公立醫院占據著國內輔助生殖的主導地位。536家持牌輔助生殖服務機構中，公立醫院占90%，民營醫院僅占10%左右。

“大量外部資金在等著，想進入這個領域。”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八點健聞。

不過，要想進入該領域，首先要跨過一個相當高的“門檻”——經省級衛健委批準，獲得相關牌照（目前以試管嬰兒牌照，即IVF牌照為主）。

牌照申請難度大、時間長，提高了后來者的入場難度。

輔助生殖牌照申請一般有四個核心環節，論證、評審、獲取人工授精牌照、獲取第一、二代試管嬰兒牌照，以及申請第三代PGT牌照。正式獲得第一、二代試管嬰兒牌照約需要4到5 年，獲得第三代牌照，甚至長達10年左右。

漫長的申請時間之外，要獲得并保住牌照，還需滿足多個條件：必須是國家批準的三級醫院；生殖醫學中心的實驗室負責人和臨床負責人為高級職稱；拿到牌照后，每年試管嬰兒周期數、妊娠率須達到一定標準，且每2年校驗一次，不通過即被暫停資質。

為了節省牌照的獲取成本，較大規模的民營輔助生殖機構，選擇并購擁有牌照的機構。而如果要用價格衡量，一個這樣的牌照，在一線城市可能值四到五億元。

2019年，北京美中宜和婦兒醫院耗資5億元，收購了當時業績并不算突出的寶島婦產醫院。一位醫療投資圈人士透露，當時談的時候（2018年），寶島的業績可能連1個億都不到，但就因為有這張牌照，溢價非常高。“牌照的溢價很強。比如北京，只有三家民營醫院有IVF牌照。2015年之后就沒再發過牌照，還是很稀缺的。”

除了美中宜和，一些大型央企醫療集團，如華潤、通用、國藥，甚至誠通，以及大型民營婦產連鎖機構，如和睦家等，也在尋找公立醫院資產的同時，積極物色并收購已有牌照的民營輔助生殖機構。

“但這方面的資產特別少。尤其三胎政策放開之后，算是一個催化劑，對輔助生殖賽道起到了增強作用，雖然還不是很明顯。”上述醫療投資圈人士表示。

在有限的醫院資產之外，輔助生殖相關概念創業公司，比如近兩年連續獲得兩輪融資的好孕幫，成為市場化投資人追捧的“退而求其次”。這些公司主做檢查、篩查、教育，以及孕產婦體檢，從而給大型醫院如中信湘雅、北醫三院等導流。

國家衛健委嚴格控制輔助生殖牌照發放，理由是：這種技術涉及醫學、社會、倫理、法律等諸多問題。

今年年初，國家衛健委婦幼健康司發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規劃指導原則（2021版）》，并在同時發布的文件解讀中指出：為保證這類服務的質量和安全，嚴防妊娠風險，確保母嬰安全，新籌建的輔助生殖技術應規劃在“具有較高婦產等相關專科水平和綜合醫療救治能力的綜合醫院、婦幼保健院或婦產醫院”。

“拿到牌照的難度很大。符合條件的機構又大多是公立醫院，畢竟民營醫院達到三級的屈指可數。”一位業內人士對八點健聞分析。

據虎嗅報道，陜西省去年核發的10個牌照中，除去已確定的8家公立醫院，民營機構要削尖了腦袋爭奪僅剩的2個名額。這還是未來幾年的數量。

“其中有一家民營醫院基本上已經落定可以拿到牌照，即便還沒拿到牌照，也會被幾個大產業集團爭搶，這就是目前的現狀。”上述醫療圈投資人士透露。

三胎放開后，牌照數量會放寬嗎？

三胎政策放開后，理論上會刺激輔助生殖的需求，這會使得牌照的獲取，更容易一點嗎？

“三胎政策放開到現在還不到一個月，市場上并沒有很明顯的表現。畢竟懷孕這件事有周期性，從備孕到生產還需要較長時間。”美中宜和醫療集團生殖健康部負責人李洋說。

不過，李洋仍然看好輔助生殖的市場空間。畢竟，受環境污染、生育年齡推遲、生活壓力等因素影響，全球的不孕癥患者都在不斷增加。

中國也一樣。今年5月末，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知名生殖醫學專家喬杰，在《柳葉刀》在線發表的一則報告中提到，我國的不孕率從2007年的12%上升至2010年的15%，2020年又上升到18%左右。

“大部分不孕癥患者，通過簡單的調理或干預即可正常懷孕。”李洋介紹，如果有器質性問題，比如輸卵管阻塞、卵巢有問題等，才需要輔助生殖的介入。“不過，這個比例現在也是不小的。”

醫學界通常認為，這一比例為20%左右。按此計算，中國不孕人口的數字超過了1000萬。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一位在上海的從業者對此表示樂觀：“上海在‘十三五規劃’中，新增額度是兩塊牌照；而我聽說，在‘十四五規劃’里，可能會新增6塊牌照。”

另一位從業者，則認為機會仍然渺茫。他指出，以北京地區為例，北京衛健委近日印發的規劃提出，到2025年可增設三家，這較為符合國家衛健委的規劃指導原則。“北京有2100萬常住人口，現有12塊牌照，已經比較符合現有人口數量。”考慮到北京“還承擔著部分外地疑難重癥患者的診療任務”，本次才會提出增設輔助生殖機構。

按照《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規劃指導原則（2021版）》，每個省份的輔助生殖牌照發放數量主要根據兩個標準來確定：一是區域內人口數量，每230-300萬人口一個牌照；另一個是未來該區域內輔助生殖的需求量。滿足其中一個就可以適當增加牌照數量。

“還是要看區域，”一位醫療圈投資人士認為，“上海的牌照數量可能會增加，因為上海本身有牌照的醫院不多，但需求量很大。廣州的牌照已經高負荷，大概有六七十張，應該不會再發了。”

長遠來看，三胎政策確實會增加輔助生殖需求的數量，但需求的釋放是緩慢的。業內人士認為，牌照數量的放寬也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而民營輔助生殖機構，要和公立醫院競爭有限的牌照，在滿足硬性標準之外，還要讓位于有優先權的公立醫院。“類似于排隊，先讓公立醫院拿到，然后才輪到民營醫院。”投資人士稱。

申請試管嬰兒牌照需三級醫院以上。而在全國約400家民營三級醫院中，能滿足負責人中高級職稱標準和基礎設施標準的，大約在30%至40%，也就是六七十家。

民營醫療機構之間有明顯的梯隊差異，有能力拿到牌照的都是當地的龍頭民營醫院，甚至可以跟頭部公立醫院比肩。“比如，東莞的東華醫院、康華醫院，都是港股上市公司。類似于這種層次的醫院才拿得到輔助生殖牌照。”

已被美中宜和收購的北京寶島婦產醫院原為二級醫院，其誕生背景較為特殊，是在《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簡稱ECFA)簽署背景下建立的兩岸合資婦產醫院，所以在牌照上享受到了一定的特殊待遇。

三胎政策的影響還需要較長時間才會顯現，而輔助生殖賽道一直頗受資本市場追捧。未來，民營機構在牌照爭奪的競爭將更趨白熱化。

△ 2017年5月28日，2017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全球輔助生殖及基因檢測中心展臺。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拿到牌照后，仍有獲客難題

贏得了牌照的競爭，等待民營醫院的，還有同公立醫院之間患者的競爭。

“其實，(社會整體的)生育意愿在下降。所以，全國范圍來講，好多生殖中心連獲客都是個問題。”一位業內人士指出。

“中國人的傳統，就醫還是會往公立醫院去。例如，在上海輔助生殖生意比較好的，還是九院、仁濟等公立醫院。”他表示，不少有牌照的非公醫療機構，即使有好的專家和技術，客流都比較少。“民營在這一塊，很難做。”

輔助生殖行業通常以一年里完成的“周期數”為單位，衡量一個生殖中心的體量。常用的單位“取卵周期“，是指從取出卵子開始，到卵子與精子結合產生胚胎的過程。

年周期數過萬的醫院，可算是輔助生殖業務量第一梯隊。它們主要包括：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山東大學附屬生殖醫院、錦欣集團、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九人民醫院、愛維艾夫等。

而全國范圍內，不少拿到牌照的民營醫院，一年都只能做幾百個周期數。

輔助生殖在非公醫療機構和公立醫院中，價格沒有太大的區別，一個取卵周期一般都是3萬到5萬。而非公醫療的產科定價，通常比公立醫院高出許多。

這是因為，產科已變成拼服務的科室。

“公立醫院服務肯定不如非公醫院的，對吧？”李洋分析，“能接受(私立產科定價)的消費階層，基本上都是在追求服務。畢竟生孩子這件事并沒有那么大風險，也并不是那么高技術門檻的。”

但輔助生殖與產科不同。“所有客戶最關注的，肯定都是成功率。”李洋說。

在這方面，已有多年口碑的知名公立醫院和知名醫生，往往更容易得到患者信任。

民營生殖醫院要吸引患者，首先要有較高的技術水平，以確保成功率。

輔助生殖的技術水平由兩種人才決定：醫生和胚胎學家。

在門診，醫生會根據客戶具體情況做判斷，做出診療方案；當卵和精子取出來之后，后期操作都在實驗室里，由胚胎學家來完成。

在實驗室環節，胚胎學家的水平、與接診醫生之間的配合都是重要條件。實驗室的環境要保持無菌，對溫控、濕度的要求非常高，還需要配備高精尖的儀器設備。

一位業內人士也表示，輔助生殖對技術水平要求很高，而實驗室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部分民營機構在這方面可能有欠缺。他說，一些生殖中心是婦產科醫生為主，缺乏懂胚胎的人才，成功率就會受到影響。

此外，有了技術水平之后，缺乏知名度和推廣能力，仍是許多民營輔助生殖醫院面臨的重要問題。

較好地解決這些問題的民營醫院，是“輔助生殖領域第一股”錦欣生殖。

錦欣集團通過收購和自建，旗下已擁有五家輔助生殖中心，包括成都西囡、深圳中山、武漢錦欣，以及兩家在海外的醫療中心。得益于港股上市的先發優勢，錦欣生殖有大量的資本可用于并購，并能利用自己知名度為旗下醫院導流。同時，手握大筆資金的錦欣，還用股權激勵等方式吸引高水平醫生加入。

民營的出路在何方？

在公立機構具有傳統優勢下，民營機構的出路在何方？

“客戶第一關注的肯定是成功率，首先這方面要做好。在此前提下，不少客戶還追求服務體驗，會選擇服務理念和就診體驗度更好的醫院。”李洋說。

他舉例說，公立醫院的服務流程可能沒那么快，“比如一個胎心監測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做到”。

他說，收購寶島婦產醫院并更名為美中宜和北三環婦兒醫院后，美中宜和對其做了醫生團隊、實驗室設備、管理服務流程等多方面升級。“現在我們的北三環院區，2020年比2019年周期數和病人數基本都翻了一倍。周期數由前年的500多，增加到去年的1千多。”

上海永遠幸婦科醫院生殖中心還強調取卵過程的優化。“我們利用女性正常的生理排卵周期，不用藥物或少用促排卵藥物，每次只采集一兩個正常卵子，更好地避免了取卵對身體的傷害，防止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的發生。這種方案雖然獲得成熟卵子的數量少，但質量高，最終累計妊娠率仍然高。”該中心醫生劉穎介紹。

還有從業者計劃推動輔助生殖中男科比重的增加，愛佰科技創始人陳斌忠就是其中一個。愛佰科技是一家專注AI和大數據在生育力健康領域應用的公司。

從性別角度來看，不孕不育癥發生的原因有50%來自男方，僅有30%來自女方，還有10%來自男女雙方，另有10%來自其他因素，如環境問題。其中，男方最常見的問題是精子精液異常。

而傳統的輔助生殖過程，往往強調卵泡質量，對精子要求很低。“有多少個生殖中心的大夫都清楚跟我講‘沒事，男的有一個精子就行’。” 陳斌忠說，但精子質量差必然導致受孕的成功率低。因此，他認為專攻男科的輔助生殖醫院，應該有大量市場。

錦欣則在計劃進一步并購的同時，致力于“牌照價值最大化”。爭取更多原公立醫院的知名醫生，是其策略之一。

有業內人士稱，輔助生殖在公立醫院的地位比較邊緣，往往只是婦產科下面的一個小科室，醫生到民營醫院后可能資源會變多，因此比較好的民營醫院“挖角”相對不會特別難。

“民營機構在中國輔助生殖要走的路還很長。”一位業內人士評論，“現在要踏踏實實做一個中心，生存還是會比較艱難，除非去做一些大規模的資本化運作。但那樣的話，重心其實會偏掉的，會偏向資本。所有的投資都需要有回報，還有時間限制。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其實輔助生殖領域，已經開始了從公立三甲，走向非公醫療機構或者說混合所有制機構的過程。”李洋說。

“全國周期數過萬的醫院中，除了北醫三院和上海九院之外，其實已經沒什么純粹的公立醫院了，大部分都變成了混合制或非公醫療。”他分析，全國周期數最多的山大附屬生殖醫院和中信湘雅，都有外部資金進入，已經屬于混合所有制醫院。錦欣、愛維艾夫等也都不是公立。

近幾年，中國輔助生殖技術總周期數已超過每年100萬。“前些年還是80萬。”李洋說，這個數字在逐年增長，“隨著對大家對輔助生殖或對試管嬰兒這項技術的逐步認可，會越來越多。”因此，他對這個行業充滿期待。

他希望輔助生殖能納入醫保。“這樣，可能大家能更快接受這項技術。在有些國家，比如日本，它就屬于醫保可報銷的。”

方澍晨｜撰稿

陳思｜編輯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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