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全世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已高達186萬——新冠肺炎重癥病人的救治，仍是困擾全世界的難題。

2020年9月，世衛組織（WHO）發布新冠患者使用糖皮質激素的指南。臨床研究證明，糖皮質激素能顯著降低新冠重癥死亡率。

這導致了一個極端：一些醫生開始給新冠病人長期使用激素。

如何科學合理地使用激素？武漢大學李紅良團隊通過對1.3萬名新冠住院病例的研究，找到了確定指標。1月5日，論文在頂級學術期刊《細胞代謝》發表，世界醫學界為之震動。

2021年1月5日，新冠疫情依舊嚴峻：全世界當天新增感染人數近60萬，死亡人數近萬。疫情終結的拐點，遙遙無期。

過去一年來，在全世界新冠肺炎的8600萬感染者中，死亡人數已高達186萬——新冠肺炎重癥病人的救治，是困擾全世界科學家和醫護人員的難題。

就在這一天，一篇在世界醫學界迅速引起極大關注的文章，在頂級學術期刊《細胞代謝》（《Cell Metabolism》）發表。這個以審稿極其嚴格著稱的期刊，權威性極高，是相關領域研究者發表論文的首選刊物之一。

這篇研究論文，來自武漢大學李紅良研究團隊，以“《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決定了糖皮質激素治療新冠肺炎的臨床效果》”為標題，解決的恰恰是這次新冠肺炎患者治療中充滿爭議的“糖皮質激素”（下文簡稱“激素”）該如何使用的問題。

一方面，世界各地臨床醫生的直覺敏銳地發現使用激素能夠挽救SARS和新冠重癥患者的生命；另一方面，SARS期間對一些病人的激素的過度使用，卻帶來了日后嚴重影響他們生活質量的“股骨頭壞死”等嚴重的后遺癥——這讓激素的使用一直存在爭議。甚至，在新冠疫情初期，WHO（世界衛生組織）和一些權威研究旗幟鮮明地反對使用激素治療新冠病人。

但事件卻在新冠疫情進展了9個月后，迅速反轉：來自多個權威機構的多項研究確定了糖皮質激素治療新冠患者的有效性。

但這導致了另一個極端：一些醫生開始給絕大多數新冠肺炎患者長期使用激素。

到底嚴重到到什么程度的新冠病人可以使用激素？界定新冠重癥病人的明確指標是什么？激素的合理用量是多少？這成了明確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新冠病人的有效性之后，更為重要、迫切的問題。

而這篇來自武漢大學李紅良研究團隊的重要研究論文，解決的就是上述問題，它找出了激素使用的明確指標——就像在一片茫茫的海面上航船，終于找到了岸上的燈塔和坐標。

這項研究，貫穿整個武漢新冠疫情。從2019年12月30日，到疫情接近尾聲的2020年4月17日，來自湖北省21家醫院、近1萬3千名新冠住院患者的病例數據，是研究的基礎材料。

參與這項研究的作者有很多，他們分別來自武漢大學中南、人民醫院；還有湖北襄陽、荊州、黃岡等醫院，他們當中大多是當時參與救治一線的臨床醫生。

這份長長作者名單，讓人回到了2020年讓人心碎的春天。那時，作為在疫情最緊張前線奮戰的一線醫生，他們是讓武漢及湖北新冠病人活下去的重要力量，并積累了大量救治新冠病人的臨床經驗。

但只有臨床醫生的一線經驗，結合一個大規模的、系統性的科學研究，形成權威的科學成果后，才能形成全世界統一的對新冠治療的認知。否則，他們的經驗，只能局限在一個很小的范圍。

這篇論文的牽頭人、主要作者武漢大學李紅良團隊成員，他們的實驗室緊鄰中南醫院。很多是臨床醫生出身的他們，多年來堅持基礎研究和解決重大臨床問題緊密聯系，這使得研究團隊迅速確定了在一線治療最關鍵、最亟需解決的問題，并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拿到了全部臨床研究所需數據。

臨床治療和科學研究的緊密結合，最終使得這篇里程碑式的研究論文出爐。

“通過醫學和科學的力量，一定能發現新冠肺炎的某些規律”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癥監護主任彭志勇，在疫情期間和李紅良團隊一直保持密切溝通，是重要的咨詢專家之一。

據論文第一作者蔡菁菁介紹，彭志勇一直忙于臨床救治，在這個課題開始前，他和研究團隊做過許多交流。

2020年12月30日，武漢下了一場大雪。彭志勇在中南醫院重癥監護病房的辦公室里，見到了一年前交流過的人時，他雖然記得，但忘記了對方的姓名。同行的一位研究人員打趣，彭醫生每天都高度緊張，滿腦子只記得，哪床病人的病情是什么樣。在ICU里工作，時刻要想著怎么從鬼門關拉人一把。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武漢，將它的900萬市民、4萬醫生、5萬護士及3萬名從全國各地支援而來的醫護人員一度推至瀕臨崩潰的懸崖邊緣。

彭志勇果斷決策，1月6日將ICU進行大改造，留出16張病床改造成隔離病房，收治第一個新冠肺炎重癥患者進ICU。此后，是一個半月的緊張、忙碌期。

直到2月下旬，他的眉頭不再緊鎖，面對來訪者，他興奮地指著ICU監控屏幕：“終于空出了幾張床位，疫情有希望了”。

疫情后他回歸到了另一種忙碌狀態：開會、見人、做表格、做研究、做手術、招學生，他每天念叨著怎么去和醫院申請大一點的實驗室空間。醫院給了抗疫醫生們三周假期，他只休了一周，剩下的兩周，一直沒來得及休。

如今回憶起那段“單純的忙碌”時光，彭志勇說，在救治過程中，雖然早期不斷有人死去，自己卻幾乎沒有慌張過，害怕過。

他相信通過醫學經驗和科學的力量，一定能發現新冠肺炎的某些規律。

那段時間，彭志勇白天救治，晚上擠出時間做研究，他找來了中南醫院1月7日到1月28日的138個病例樣本數據，通過回顧性研究，他觀察到了新冠病毒的臨床特征。這樣的規律，能夠讓一些對新冠肺炎病人沒有救治經驗的醫生迅速判斷病情進展。

彭志勇的同事，中南醫院副院長、雷神山副院長袁玉峰，是這篇論文的中間作者。

他和彭志勇的感受一樣，面對突發的疫情，并沒有慌張和恐懼——即使在他第一天收到指令，說第二天要接收300個重癥患者，而雷神山的大多數病房還沒建好時，也是如此。

和彭志勇不一樣的是，在臨床經驗之外，他更重視基于科學的判斷力。在公共衛生領域，他認為，“重要的是你的判斷力”，做一個事情以科學的態度去對待，一定不盲從，這是我許多年養成的習慣。”

往前追溯，袁玉峰意識到當初的許多判斷現在看來是正確的。

2020年1月初，他讓公共衛生科的同事每周畫門診發熱患者和住院發熱患者曲線圖，通過曲線圖，他能第一時間判斷出疫情是不是復發或減緩：比如人數從十幾到幾十不等是正常，如果突然超過上百人，就要引起警惕。

基于這樣的科學判斷，當1月4日門診發熱人數一下子突破百人，又在短短幾天內躥升到300多人時，疫情預警就迅速在醫院內部拉響。

這樣的工作習慣持續到現在。

一場巨大的災難可能會摧毀生命，摧毀信仰和曾經的認知、已有的經驗，短暫地讓人陷入絕望，但能夠應對困局，絕處逢生的，一定是科學精神所堅持的內核。

科學可以抵抗未知，也會重塑很多研究者對于病毒、生命科學、醫學更接近本質的認知。

中國臨床醫生如何打破糖皮質激素使用爭議

重癥患者的治療仍然是一個無解之題。全球180多萬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讓全世界都迫切渴求一款重癥治療“神藥”。

疫情期間，各種各樣已有的藥物被一一拿來試驗：瑞德西韋、克立芝、阿比多爾、利巴韋林、磷酸氯喹、法匹拉韋等等，起初，它們給人希望，但其后卻被證實效果遠低于預期。

其中，在科學界經歷戲劇化認知轉變的是“糖皮質激素”，在疫情初期，它是否有效，在醫生之間曾形成巨大的認知撕裂；但隨著疫情的進展，越來越多的醫生意識到它的有效性。

糖皮質激素曾被廣泛應用于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的治療。激素治療的原理是，SARS、MERS以及新冠肺炎都會產生肺部炎癥反應，這種炎癥反應是人體免疫系統對外侵病毒的過度反應，也被稱為“炎癥風暴”，對人損傷很大。而激素，恰恰可以抑制肺部炎癥反應。但另一方面，激素會抑制免疫應答和病原體清除，新冠肺炎患者用大劑量糖皮質激素治療會存在繼發感染、遠期并發癥和排毒時間延長等風險。

由于2003年SARS期間使用大量激素治療的患者，陸續出現股骨頭壞死等后遺癥，此外，沒有一個大規模的研究明確顯示糖皮質激素在治療中的效用，一度，它被醫學界強烈抵制。

疫情初期，從國內到國外，反對糖皮質激素的聲音不絕于耳。

2020年1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了《疑為2019-nCoV導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治療方案的暫時性指南》，明確指出不推薦使用糖皮質激素，除非有其他需要使用激素的指征。

幾天后，2020年2月6日，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發表了來自英國愛丁堡大學感染研究中心Clark D Russell等三人的評論性文章：《臨床證據暫不支持用激素治療2019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肺損傷》。他們回顧了此前一些臨床研究結果，也作出了一樣的判斷：目前沒有臨床數據支持，呼吸合胞病毒、流感、SARS、MERS導致的呼吸道感染中，激素治療產生了凈效益。

但在無藥可用的早期，彭志勇、袁玉峰，以及其他在一線救治的醫生，都嘗試用了激素，他們發現，一些病人對激素的治療特別敏感，“用了激素就病情穩定，把激素減掉，病情就加重了，再把激素用上去病情就穩定了，你能說激素沒用嗎？很顯然，是有用的。”

所以他們并不堅決反對用激素，但也不是給每個病人用激素。

這樣的聲音，也同樣被刊登在了《柳葉刀》上。2月11日，參與重癥患者治療的中日友好醫院曹彬教授作為通訊作者的一篇文章《On the use of corticosteroids for 2019-nCoV pneumonia》，從中國一線臨床醫生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確定的臨床證據不應成為新冠肺炎患者放棄使用激素的理由。

“由于現有證據的方法學存在局限性，激素治療仍然存在爭議。我們承認大劑量激素對新冠肺炎的治療具有潛在風險，如繼發性感染、長期并發癥和延遲病毒清除時間。然而，在危重病人中，嚴重的炎癥反應和細胞因子相關的肺損傷可能會導致快速進展性肺炎的發生。”

他舉了另一個相反的例子：在一項對401例SARS患者進行的回顧性研究中，發現合理地使用激素可降低危重癥SARS患者的死亡率，縮短住院時間，且不會引起繼發感染和其他并發癥。

此后幾個月，中國不斷有一線臨床醫生通過小范圍和小樣本的研究，試圖證明小劑量的糖皮質激素使用的有效性。

而國外醫學界以及國內部分醫生真正開始扭轉對于糖皮質激素的抵制態度，源于7月18日《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發表的一項來自英國RECOVERY的大規模對照試驗臨床結果。

這項招募了幾千人的臨床實驗，主要研究地塞米松治療新冠的效果。地塞米松是一種糖皮質激素，結果顯示，對于隨機分組時接受有創機械通氣和僅吸氧的患者，地塞米松降低了28天死亡率。研究人員認為它有可能通過調節炎癥介導的肺損傷來降低呼吸衰竭和死亡的風險。“具有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的地塞米松對病情較重的患者療效最佳，即它是在免疫和炎癥反應致病的時候有效”。

無論對國內，還是國外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新冠治療研究要向前發展，需要減少小規模或結論不明確的研究，增加類似地塞米松試驗這樣的大規模人群研究，才更具有說服力。

很快，2020年9月2日，世衛組織（WHO）向臨床醫生和公共衛生決策者發布了新冠患者使用糖皮質激素的指南。世衛組織建議，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新冠重癥患者，不建議對非重癥患者使用激素治療。

同日，《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上也發表了一項結合了來自中國等7個國家的臨床研究結果的薈萃分析：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新冠重癥患者，可降低20%的死亡風險。這是繼英國RECOVERY研究之后，又一個證明糖皮質激素能顯著降低重癥死亡率的嚴格的大規模臨床研究。

正是因為這些大規模的嚴格的科學研究，才能夠把醫生的臨床經驗和判斷轉化為更為普適性的、確定性的治療方式，讓更多普通人看到災難中的希望。

不過，上述WHO指南的更新，將激素治療無意中指向了另一種極端：在沒有有效藥物且重癥患者不斷死去的一些地方，激素似乎成為了救命稻草，給住院患者長期使用激素成了醫生治療新冠肺炎的常態。

他們找到了界定新冠重癥病人的關鍵指標

2020年1月到2月，經過1個月的摸索，袁玉峰、彭志勇等很多臨床醫生能夠大致判斷出：在病人由普通型轉為重癥的節點時，使用激素是獲益的。

首先，需要找出一個明確的醫學指標，讓不同學科背景的醫生能迅速界定新冠重癥病人。

按照國家衛健委在2020年2月19日發布的第六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只要符合其列出的幾條標準中的任何一條，都可以算作重癥。實際上，對新冠肺炎患者的疾病分型主要依靠臨床癥狀、胸部CT等，尚無明確實驗室指標（比如血常規）可直接用于分型。

其中一條標準是，肺部影像學顯示24-48小時內病灶明顯進展>50%的，按重癥管理。

這對于有呼吸科或重癥醫學學科背景的醫生來說并不難，但從全世界來看，參與救治的，遠不止這兩類醫生，還有很多其他學科背景的醫生也參與其中，而從影像學上判斷病情進展變化，依賴醫生的經驗與主觀判斷。

而各國有關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和指南，對于輕癥、普通型和重癥患者的分類指標其實都有不同的一些指標。

那么，有沒有一種適用于所有人的、客觀的實驗室指標可以更快區分患者的病情輕重呢？

早在2020年3月，一些援助武漢的醫生團隊對收治的63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做了回顧性分析，試圖找到重型患者的預警信號，最后發現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為重型COVID-19的獨立危險因素，“NLR可以作為重型COVID-19的預警信號, 能為早期識別重型COVID-19提供客觀依據”。

NLR是近幾年新興的免疫損傷及炎癥反應的標志物之一。在這次疫情中，彭志勇也發現，新冠重癥患者體內會有炎癥風暴。

中性粒細胞是機體的重要免疫細胞之一, 在機體被感染因素侵襲時, 能快速趨化聚集至感染部位, 發揮宿主防御、免疫調節等作用。當機體中性粒細胞顯著減少時, 發生感染的風險明顯升高。淋巴細胞是人體免疫應答的主要效應細胞, 淋巴細胞的數量與機體的免疫力及防御力密切相關, 且機體淋巴細胞數量與炎癥程度呈負性相關。

而NLR同時涵蓋以上兩類細胞的信息,能更加準確地反映炎癥反應嚴重程度與機體免疫狀態的平衡關系。

NLR只需要通過血常規檢測即可獲得，具有經濟、簡單、易測等特點，已被廣泛應用于臨床。

不過，該團隊也指出：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研究樣本量較少, 研究性質屬于回顧性研究。更加準確與精確的結果, 仍需前瞻性多中心、大樣本量的臨床研究。

此后不斷有來自全國甚至全世界小規模的臨床試驗，探究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的臨界值，但多數研究測算出的只是一個判斷患者是否高風險的臨界值，不等于糖皮質激素可以使用的臨界值。

研究重點：終于確定了一個可以使用糖皮質激素的臨界值

武漢大學李紅良研究團隊這篇發表在Cell Metabolism（《細胞代謝》）上的論文，終于給全世界參與新冠肺炎救治的醫生，提供了一個關于何時該用激素的明確參考。

參考標準：入院時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有效預測COVID-19高死亡風險的臨界值為6.11，在NLR>6.11的患者中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與患者60天全因死亡率降低密切相關（不包括糖尿病患者）。

即這篇論文最終確定了患者可以使用糖皮質激素的邊界。

這項涉及12862例湖北患者的大型分析研究，從去年疫情3月開始搜集病例，到最終論文發表，經歷了大半年時間，與臨床醫生的密切聯系密不可分。

2020年底，當來到研究團隊所在地時，發現就在中南醫院里面——中南醫院是武漢疫情期間收治病人較早、也是最多的醫院之一，是彭志勇、袁玉峰等醫生工作的地方。

疫情最早從這里開始救治，也從這里結束。一年之后，又在這里給全世界提供最切實的新冠重癥救治經驗。

以下是八點健聞對武漢大學動物模式研究所的研究團隊的專訪：

八點健聞：當時為什么會發起這項研究？

研究團隊：我們團隊的研究成員很多都是臨床醫生出身，同時跟一線臨床醫生也有很多溝通，對于臨床重大問題有直接的觀察和敏銳的判斷。疫情爆發后，我們的課題研究自然與新冠患者的臨床救治問題緊密相關，我們也一直和參與疫情救治的醫生保持聯系，就是要解決臨床醫生實際碰到的問題。2月份，我們團隊在線上集中、反復討論，頭腦風暴，列出了臨床醫生最關心、但是又沒有解決的十幾個問題，每個問題都很重要，形成了我們的研究方向：比如感染新冠肺炎的高血壓患者，能繼續使用普利和沙坦兩類常見降血壓藥物嗎？新冠肺炎對肺臟以外的其他器官，比如肝臟、心臟、腎臟有沒有損害？在醫療資源緊張、嚴重擠兌的情況下，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指標，可以迅速判斷這個病人要住院治療，那個病人不用住院？

糖皮質激素的使用爭議是我們非常關注的臨床問題，它屬于一類存在巨大爭議的藥物，尤其是疫情初期，臨床醫生非常矛盾、迷茫，國際上的聲音和國內的聲音也不一致，國內一些醫生支持使用，國外一邊倒地反對。有臨床醫生使用了，及時和我們反饋激素的有效性，但病人到底什么情況下應該使用激素，用什么指標來判斷是否可用，這是我們需要研究的。

八點健聞：你覺得這項研究的意義在哪里？

研究團隊：從我們的數據分析中看到，在WHO指南推薦激素治療新冠之前，中國醫生結合2003年抗擊“非典”的經驗和教學，絕大多數醫生在新冠救治過程中，給予患者小劑量短療程的激素治療方案。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團隊認為激素的治療屬于是中國經驗的推廣。

但存在的問題是，每個醫生啟動激素治療的時機都不一樣，這樣造成了治療效果的差異。而我們該項研究進一步采用了一個可量化的指標確定了激素使用的邊界在哪里。我們發表的這項研究結果采用回顧性臨床數據，回答了病人應該何時應啟動激素治療的臨床問題，具有普遍適用性。

八點健聞：自從WHO指南開始推薦激素使用，國外對激素使用的態度轉變后，你們有觀察激素在國外醫生中的使用情況嗎？國外醫生怎么確定什么情況下使用激素？

研究團隊：現有的指南推薦重癥患者使用激素治療，但目前對于重癥的定義相對主觀，比如看肺部CT影像學迅速進展等，導致醫生啟動激素的治療的指針相對主觀，依賴于個人的臨床經驗，有的激進派醫生可能用的早，有一些保守的醫生可能就到病情發展到非常嚴重時才用。

激素確實是有很多副作用的，包括精神系統、代謝、繼發感染等方面副作用；我們的研究中也觀察到激素對血糖的影響非常大，同時也增加繼發細菌感染的風險。

現在中國幾乎沒有重癥患者，國外新冠疫情還是很嚴重；WHO指南9月2號更新后，2020年后半年，國外的激素使用就非常普遍了，但這其實是有問題的；部分患者可能在激素治療中并不能獲益，反而增加了副作用的風險。

八點健聞：這個研究的樣本量很大，有1萬多個患者，怎么找到患者的？

研究團隊：我們納入了來自湖北省21家醫院的12862例COVID-19住院患者的病歷資料，男性患者比例是48.4%，收治入院的時間在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4月17日，這些患者病例資料能夠順利搜集到，源于我們與相關醫院長期以來的良好合作。

八點健聞：實際上，聽說你們最早搜集到了15000多名患者的病例資料，你們排除了哪些患者？

研究團隊：我們前期通過分析資料，根據納排標準，排除了2787名患者，包括1787名沒有完整電子病例的患者、165名妊娠期女性、51名死于其他疾病的患者、62名肝硬化患者、133名年齡小于18歲的患者、392名腎病4期及以上的患者、76名因其他非新冠肺炎疾病使用糖皮質激素的患者、121名使用糖皮質激素小于3天的患者。

這些病人他們可能會對我們最終的結論出現干擾，比如年齡小18歲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對不同治療方案的反應可能不一樣，所以我們主要是研究成年人的治療方案，最終留下的12862例患者都是符合研究標準的。

八點健聞：能描述一下你們的研究過程嗎？

研究團隊：我們大概2月份經過倫理審查、獲得倫理批函后，開始收集臨床資料，進行數據清洗、整理，這些病例都來自湖北省新冠定點救治醫院，病人信息都進行了脫敏。不同醫院的數據形式多種多樣，需要首先經過數據清洗將病例標準化、格式化，數據清洗持續了1個多月，還是比較快的，這有賴于我們之前花了五六年時間建立的臨床大數據體系，并且調動了團隊的四五十個人（最大時達80人）同時進行標準化的數據采集和治理。數據清理完成之后，我們就開始分析、建立模型及科學論文的撰寫。從2月份到4月份，我們的病人數據庫在不斷地完善和擴充，由于糖皮質激素的使用是一個復雜的臨床問題，依賴于較為復雜的運算模型才能得到可靠的結論，這項研究放在樣本量較大的時候才開始啟動分析。

八點健聞：怎么找到和重癥患者死亡因素最相關的指標？

研究團隊：這是個非常核心的指標，要保證臨床切實可用就一定要與病情進展密切相關，同時，誰都可以用、全球到處都可以用，包括一些醫療條件較差、資源緊缺的不發達地區也可以用，所以我們列出了最常見的血液檢查涉及到的指標。我們通過建立兩種模型從這個指標里面去篩選一些跟患者死亡和預后有緊密關系的指標。排在最前面的2個最相關的因素是：淋巴細胞計數和中性粒細胞計數。

最后我們計算出了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這個指標與預后密切相關，并確定了一個劃分患者高危和低危死亡風險的界值。NLR這個指標及風險界值是統計學分析以后的結果，其實在國際上大家已經認識到NLR是一個跟患者預后非常相關的指標了，但是在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疾病狀態下，這個風險界值還是會有波動，所以不同的研究出來的風險界值可能會有不一樣，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

期間，我們召集了幾個醫院的臨床醫生進行討論，請他們從臨床經驗角度看待，哪些因素跟新冠肺炎死亡密切相關，他們告訴我們的結果跟我們計算出來的指標非常吻合，都非常認可NLR是判斷患者預后的可靠指標。

我們最后確定出來一個最佳的分割值，就是6.11。這是一個可量化的指標，能幫助臨床醫生更好的判斷使用激素的時機。但我們的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我們的分析都是基于國內數據，具體的指標和數值還需要進一步在中國以外地區驗證；第二，我們的研究是回顧性研究，有其本身的局限性，結論需要前瞻性和臨床試驗驗證。

八點健聞：根據這個臨界值，怎么操作呢？

研究團隊：在超過6.11這個值的人群中，我們發現激素的使用能有改善患者生存和預后的作用；這一結論我們在人群中間反復驗證，都是可靠的。在低于6.11這個值的人群中，我們的結果不支持激素的使用可以給患者帶來生存的改善，反而是增加了血糖升高的風險。

八點健聞：你們是怎么進行數據的反復驗證的呢？

研究團隊：我們將這個回顧性隊列，分成訓練人群和驗證人群，在兩群患者中分別進行建模和模型驗證，結果是一致的，才認為模型和界值是可靠的。

我們把6431名患者作為訓練人群，另外6431名患者作為驗證人群。在訓練人群中，利用Cox回歸模型和LASSO回歸模型，確定與死亡相關的關鍵因素：中性粒細胞計數增高和淋巴細胞計數降低，然后我們將這兩個指標整合為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統計出來最佳臨界值6.11，將NLR>6.11作為新冠肺炎高死亡風險的預測因子。然后再將這個數值放到驗證隊列中預測效果，最后發現可以準確驗證出另外這6431患者哪些有高死亡風險，哪些為低死亡風險。

八點健聞：這一年里， 國內外有一些論文也陸續發表，有一些臨床醫生通過小規模病例回顧，也同樣發現了NLR這個關鍵指標，他們也想通過這個指標作為臨界值快速找到高風險病人或者說重癥病人（NLR值在3-5之間），這和你們的初衷是一樣的，通過找到一個關鍵指標作為臨界值看是否能用激素，理論上，高風險病人的臨界值和使用激素的臨界值應該相差不多，但是為什么和6.11差了這么多？

研究團隊：一些臨床醫生測算出了高風險死亡病例的NLR臨界值，比如是3.00多，或者4.00多，但他們測算出來的，并不是使用激素的指證，病人樣本量太小，可能僅僅集中在某個醫院，該院病人普遍風險較低，不具有普遍性。

我們也拿這幾個判斷高風險的臨界值去測算了我們的病例，確實效果不好，比如我們拿3.00多的NLR值去驗證我們這么多病人，發現小于3.00的，效果不顯著，大于3.00多的，不具有統計學差異，。所以這些論文測算出的只是一個判斷患者是否高風險的臨界值，不等于糖皮質激素可以使用的臨界值，我們的論文價值在于，確定一個可以使用糖皮質激素的臨界值。

八點健聞：那激素用多少，用多長時間怎么確定呢？

研究團隊：我們相信中國的臨床醫師有著豐富的臨床經驗和救治重癥患者的體會；同時，早在新冠肺炎爆發早期，衛健委發表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就建議了重癥患者可以考慮小劑量、短療程使用糖皮質激素，因此，我們拿到的數據就是能夠反映，75%的使用激素的病人，都是在入院4天以內就開始了激素的治療，療程大約為7-10天，每天甲基強的松龍的使用量中位數是40毫克。所以其實我們探討的就是一個小劑量短療程的激素使用對新冠患者預后的療效問題。

八點健聞：你們的研究中，有特地將患有新冠肺炎的糖尿病患者拿出來單獨研究，并且最后的結論也發現激素對糖尿病患者沒用，這是為什么？

研究團隊：其實一開始我們沒有想到將2型糖尿病患者單獨拿出來分析，當我們投稿給到Cell Metabolism的時候，審稿人認為糖皮質激素對血糖的影響顯著,非常有價值單獨看看糖皮質激素在2型糖尿病的治療作用。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因為臨床醫生發現有糖尿病患者用激素可能面臨了更大的風險；曾有研究發現，若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發生糖尿病的風險將增加36%-131%。于是，我們對2型糖尿病患者進行單獨分析，發現無論NLR≤6.11還是＞6.11，糖皮質激素治療均無法降低死亡率，反而會增加高血糖和感染的風險。

吳靖|撰稿

王晨|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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