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秋，CBA總決賽第三場，易建聯跟腱斷裂受傷倒地。在完成手術后，他第一時間踏上了赴美康復治療之路，彼時，美國確診新冠病例超過600萬。

更早的2017年，帶領中國女排榮獲里約奧運會冠軍的郎平，在美國芝加哥進行了人生第12次手術，左側髖關節置換手術，隨后留美繼續康復2個月。

易建聯、郎平、劉翔、李娜……中國的頂尖運動員幾乎都會選擇海外接受手術或康復治療。

是中國骨科醫生的水平低下嗎？并非如此。究其根本，是沒有與手術匹配的康復體系。

2021年初的一場骨科康復論壇上，這個老話題仍然引起熱烈討論，如果說原先康復和手術平分秋色，現在則是3分手術、7分康復。

但在目前的中國，大部分醫療機構仍然存在“重手術、輕康復”的觀念，沒有完善的康復體系，使得中國和美國骨科手術的恢復狀況存在巨大差異。

以膝關節置換手術為例：

在美國，術后當天就醫生會以處方藥的形式讓康復師為患者進行運動康復訓練，大部分患者手術后1-2天就可以出院，并在6周左右恢復開車、行走，甚至是運動。

而中國患者絕大多數在術后，一直躺在病榻上，直接“跳過”了康復這一環節。

結果是，輕則“傷筋動骨100天”，需要3個月以上才能正常生活，重則留下永久的肌肉萎縮， 關節僵硬甚至畸形。

1億潛在用戶和千億消費市場

雖然行業孱弱，但在中國，康復產業潛在的消費人群巨大。

《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顯示，2018年中國因骨科疾病住院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超過300 萬。對于術后人群，第一時間的康復介入，能夠消除肢腫脹，防止肌肉萎縮和關節僵硬。

此外，伏案久坐的白領們，腰頸椎間盤突出幾乎成為“職業病”，在進行保守治療后也需要接受進一步康復治療，才能有效緩解病痛。

國家體育總局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口比例是33.9%，根據國家體育局總局的數據，預計到2035年，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能夠達到6.3億以上。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運動醫學科主任陳世益指出，“運動損傷當前發病率占10-20%，并且逐年升高。”

也就是說，約有1億人需要運動損傷和相關疾病方面的康復治療。運動康復教會他們改變肌肉用力方式，幫助他們重返運動場，預防嚴重損傷的發生。

運動康復，最早是運動員的專屬服務，隨著經濟水平和健康意識的提升，通過特定的運動方式來加快身體功能恢復，不僅受到康復界的廣泛推崇，也越來越受到術后人群、運動損傷、慢性疼痛患者們的青睞。

在采訪中，被從業者們常常拿來與運動康復類比的，是10年前的醫美、口腔、眼科。這些醫療細分領域顯示出清一色的消費屬性，恰恰是公立醫院早期的不重視，導致后期跟不上商業的發展。

如此的演變歷程，運動康復正在經歷。獲得行業協會“運動康復產業聯盟”認證的370家運動康復中心，近300家都是“小而美”的工作室。

不過，目前國內運動康復行業還處于萌芽階段，有從業者將之比喻為“襁褓中的嬰兒”。

縱觀整個康復行業，2013年國內康復醫療市場規模僅有200億人民幣（人均15元），遠低于同期美國的200億美元（人均80美元）。根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顯示，2018年中國康復醫療市場總消費約為582億人民幣，以2014年至2018年的年復合增長率推算，中國康復醫療服務市場將在2021年進入千億規模。

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每4000人可擁有一家康復服務機構，中國還有很長路要走。

如果說醫美是追求“更美”、“更年輕”，運動康復則是代表了人們希望盡快回歸從前的生活的愿望，讓運動員可以重回賽場，讓徒步愛好者可以繼續穿越山河大海。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市場正在等待一場消費升級。

被公立醫院削弱的骨科康復，給了民營入局的機會

5年前，深圳市第二醫院脊柱外科主任醫師周文鈺腰腿突然疼痛。一個本專業的醫生，得了本專業的疾病。他在第一時間做了腰椎間盤突出手術。

術后，他飛去了德國休養，希望可以暫時擺脫繁重的臨床工作。在德國的一家骨科醫院里，周文鈺接受了運動康復治療。運動康復療法秉持“運動是最好的治療”的理念，通過器械鍛煉、醫療體操等特定運動方式，重塑病人的肢體功能。

術后6周，他已經能夠打籃球，慢跑。看似日常的訓練正是運動康復療法的體現。那是他第一次接觸運動康復，但并未過多留意。

回國后，腰酸背痛又開始出現，坐半小時起身就抬不起腰，可想而知一臺手術下來的艱辛程度。朋友們見狀勸他“不要那么早做運動”，于是，運動計劃便告停滯。

那時，他還不到40歲，正處于職業生涯黃金期。

轉機出現在次年。2017年，周文鈺前往哈佛大學醫學院訪學，在波士頓Spaulding康復醫院參觀體驗時，他又一次接觸到運動康復。

在測評中，康復團隊認為，外科醫生經常彎腰動手術，核心肌群處于不穩定狀態，容易導致腰椎問題。經過一些簡單的動作指導，周文鈺堅持練習6周后，腰痛癥狀又一次得到了明顯改善。

作為術后患者，他親身體驗到運動療法的收益，可以如往常一樣進行8個小時的手術。作為運動愛好者，他重新成為籃球場上的矯健身影，打羽毛球時盡情揮汗如雨。

作為醫生，周文鈺看到了公立醫院的骨科和康復科的割裂現狀。

周文鈺萌生了創辦運動康復中心的想法，手術做得再多再好，能幫助的人也只有一丁點，但如果能推廣運動康復的理念，就能夠幫助更多人。挑戰在于，運動康復是一個新鮮詞匯，骨科醫生和康復醫生都知之甚少，市場教育欠缺火候。

國內康復科主任多出身于神經外科和中醫科。雖然骨科和運動康復市場潛力巨大，但在公立醫院，仍然以神經康復為主——神經康復人群占全部康復人群的60%-70%，骨科康復約占20%。

無論是基于醫療實質還是利益驅動，公立醫院都會優先將神經康復放在首位，而將骨科疾病置之其后。

從盈利角度講，神經康復屬于康復領域中更能創造利潤的一類。許多患者連起身都困難，主要依賴藥品維持性治療，甚至不需要治療師做什么手法，推著各種理療機器滿病房跑，治療師只要看準時間開關機器，省時省力又能多接病人。

在醫保對于醫療服務本身定價不高的情況下，醫院開展運動康復這樣不需要住院但治療周期長，對醫療服務要求高的項目進行投入實屬出力不討好。這也是多數公立醫院選擇將腦卒中、偏癱、中風等重癥住院康復作為康復科的重點，傾向于開展理療，而非運動康復的原因。

據群蜂社統計，華山醫院、華西醫院、北醫三院，作為國內為數不多有運動康復項目的公立醫院，其運動康復單價與民營運動康復工作室的單價相差近4倍，且主要受眾人群為癥狀嚴重的患者。因此，普通有運動康復需求的患者，即使能夠找到合適的醫院，也可能面臨漫長的等待時間。

△圖片來源：群蜂社

“一天50個病人，每人30分鐘，康復師忙不過來，30分鐘再怎么認真，效果也不會高到哪里去，真正的運動康復都是1小時起步。”國內知名三甲醫院運動醫學醫生王慶（化名）告訴八點健聞，公立醫院的性質，決定了康復不能收很高費用，巨大的工作量又擺在那兒，導致康復治療師的工作質量下降，遠遠達不到運動康復的要求。

“在公立醫院，哪怕設備、硬件齊全，也沒辦法做的很好，就有更多高端的私立機構出來，彌補愿意花更多錢買更好服務人群的需求。”王慶說，盡管他所在的醫院已經是國內頂級，在歷年康復專科排名中穩居前三，但醫院層面還是會優先把資源給能做手術的科室。

即便在康復領域，運動康復也是被公立醫院刻意回避的一塊空地。這塊公立醫院無暇顧及的市場，也就成為民營入局的機會。它同時滿足了患者和醫生的需求，很多優秀的三甲醫院在外科手術方面是非常好的，恰恰需要運動康復來承接，幫助他們的病人最大程度恢復。

“康復在公立醫院體系內就是一個注定不會被解決的問題，因為基本醫保沒有能力讓你生活得更好。”群蜂社投資總監吳寒告訴八點健聞，康復做的是院外市場，并不是搶公立醫院的生意，而是補充和解決負擔。

運動康復，10年前的醫美？

過去3-5年里的變化，是所有人都看得見的，散兵游勇式小打小鬧的運動康復行業，逐漸有了資本化運作的機構。

2015年，上海優復門診創始人孫曉怡剛剛創辦骨科病程管理平臺“醫數”時，國內專注做運動康復或骨科康復的，只有18家。2018年，“醫數”的線下康復門診“優復”開了第一家門店，對手變成了102家。而到了2020年10月，370家運動康復中心已經在28省的54座城市落地開花。

根據運動康復產業聯盟統計，2018年到2020年底，涉足運動康復領域的機構門店，3年的復合增長率超過40%。

18，102，370，入局者成指數增加，讓孫曉怡想起時都覺得不可思議，“怎么突然這么多競爭對手？”

這當中，自然少不了國家政策加持。

行業鼓勵方面，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提出大力發展運動醫學和康復醫學，積極研發運動康復技術，鼓勵社會資本開辦康體、體質測定和運動康復等各類機構。2015年3月，《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鼓勵社會辦醫提供康復、老年護理等緊缺服務，對公立醫院形成補充。

醫保報銷方面，2010年和2016年，國家康復醫保報銷項目在9個基礎上又增加了20個，大大降低了公立醫院康復患者支付困難。2020年1月，國家醫保局的《醫療機構醫療保障定點管理暫行辦法》中，在“可申請醫保定點的醫療機構”范圍中新增了“康復醫院”。

畢馬威與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2020年5月聯合發布的《康復醫療 趨勢引領新藍海》報告指出，歷史數據顯示，民營康復醫療機構數量占比一直高于公立，主要原因是社會資本比較青睞公立醫療體系缺口領域和專科醫院領域。其次是康復對醫生的依賴程度較低、醫療風險小，社會資本進入更容易實現預期的投資回報，同時緩解康復醫療供給不足。

目前市場上有三種輕量型運動康復中心模式。

個人工作室，往往是“牛逼”治療師出來單干，有能力，也有一部分病人量，親自上手服務病人，效果得到保證，一天可能就做3、4個病人，可謂“小而美”。最大的不足，在于他們無法取得醫療機構牌照，形式上類似于健身私教。

醫生創業的小型診所，亮點是骨科醫生坐診，也容易獲得政府支持，他們往往有醫療許可證，甚至是醫保定點。有些機構甚至還有X光機器，能夠開展一些小手術，除了運動康復之外，還承接了骨科康復接診。

連鎖醫療機構，仰仗著資本注入的熱錢，開了一堆連鎖店，高薪聘請治療師，有的在行業內頗受認可，引進國外從業者及海外留學生，對標國際標準，主要針對高端用戶群體，收費可高達1000元。

運動康復產業聯盟2020年12月發布的《中國運動康復產業白皮書》指出，目前還沒有出現大規模全國性布局的連鎖品牌，最大的連鎖經營機構也未超過10家門店。根據《白皮書》，目前所有門店中，52%為單店經營模式，其余則以連鎖模式運營，常見的連鎖品牌門店數量集中在2-4家。

孫曉怡談到，不管是資金體量還是規范化，治療師和運動康復好比10年前的醫美和口腔，體制內優秀的從業者出來單干，對于申請牌照和后續流程規范并不熟悉，自己租個店鋪，做個人工作室是最輕松的入門方式。這些小而美的單店及少店模式依然是拉動行業擴容的主要動力。

一場消費升級，我們還缺什么？

運動康復市場仍是冰山一角，巨大的用戶需求潛藏在冰山之下，他們相互尋找著彼此。在中國的醫療體制之下，病人們看病依然首選公立醫院，往往輾轉一圈看不見效果后，才打聽到運動康復中心的存在，另一邊，產業玩家們也為如何教育患者和醫生煩惱不已。

從供給方看，是否具備可復制性，是制約產業發展的一大難題。

康復，依賴的是治療師的雙手和經驗。店面擴張，不僅僅是租金、設備投入，人力成本也同比增加。沒有核心分攤，所有的綜合成本都在上升，價格收益性受到制約。如何處理服務能力、客戶市場，價格市場成本之間的平衡，是復制化過程中面臨的挑戰。

談及整個行業的復制化挑戰，孫曉怡表示：第一，前期拿到醫療牌照；第二，資金投入，工作室往往前期成立成本比較低，如果要做醫療機構就需要更大量的資金。

除此之外，運動康復至今沒有很好的標準和規范。孫曉怡告訴八點健聞，中國的“別人”，底線是非常非常低的。公立醫院絕大多數都開展神經康復，很少有人專攻肌骨和疼痛，和國外差距非常大，整體是比較薄弱的。

獲得醫療資質認證，是行業規范化的第一步。看上去，運動康復產業機構有370家成員，但真正取得醫療資質的還不到三分之一。

大部分運動康復中心不涉及藥品和侵入式操作，醫療內容比較單一，但是目前國內大部分地區類比醫院審批標準，無疑抬高了運動康復機構正規準入的門檻。業界也在呼吁建立針對運動診所的審批標準與流程。

雖然，從業者將運動康復比作是10年前的口腔、眼科和醫美行業，兩者同屬于消費性醫療，又兼具社區性，連演變過程都十分接近。十多年前的口腔行業，也是公立醫院或者牙防所的口腔醫生跳脫體制，在外面幫人鑲牙補牙，從沒有牌照的個體工作坊，衍變成小型牙科診所和口腔門診部，最終壯大成專科醫療集團。

但運動康復和眼科、口腔有著本質區別。一個近視眼患者在眼科醫院做飛秒手術，視力直接從0.4變成1.0。長了齲齒的年輕人，只需一場幾分鐘的拔牙手術，就能與困擾多年的牙疼徹底告別。

康復過程往往以月起步，患者必須耐得住寂寞，甚至是占用極大的工作和生活時間。譬如，規模最大的骨科術后患者為例，康復時間一般在3個月。他們不斷重復著抬腿、屈膝等簡單枯燥的動作，一點點打開身體活動度和肌肉力量，才能稍微看到效果。

尷尬之處還在于中外康復理念的差異。國外康復強調早期治療，患者做完手術1、2天后，就可以開始康復訓練；國內普遍認為”傷筋動骨100天“，往往等到患者發現動不了，才輾轉尋求康復的幫助。

此外，國內更依賴于患者躺著，治療師幫助進行掰腿等被動治療，國外要求病人參與主動活動，以求更好提升肌肉力量。這些在康復界深受認可的理念，即便治療師接受了，卻很難被病人接受，也開展不起來。

走在路上，上班族、運動愛好者、產后女性，多多少少都有康復需求，在面對這塊公立醫院不愿介入又極富潛力的市場，社會資本和民營機構有足夠的智慧破局嗎？

陳鑫|撰稿

徐卓君|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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